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六十二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于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６日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１３年５月１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胡锦涛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６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
（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６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心理健康促进和精神障碍预防
第三章 精神障碍的诊断和治疗
第四章 精神障碍的康复
第五章 保障措施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发展精神卫生事业，规范精神卫生服务，维护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制定本法。
第二条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开展维护和增进公民心理健康、预防和治疗精神障碍、促进精神障碍患者康复的活动，适用本法。
第三条 精神卫生工作实行预防为主的方针，坚持预防、治疗和康复相结合的原则。
第四条 精神障碍患者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不受侵犯。
精神障碍患者的教育、劳动、医疗以及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等方面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对精神障碍患者的姓名、肖像、住址、工作单位、病历资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断出其身份的信息予以保密；但是，依法履行职责需要公开的除外。
第五条 全社会应当尊重、理解、关爱精神障碍患者。
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歧视、侮辱、虐待精神障碍患者，不得非法限制精神障碍患者的人身自由。
新闻报道和文学艺术作品等不得含有歧视、侮辱精神障碍患者的内容。
第六条 精神卫生工作实行政府组织领导、部门各负其责、家庭和单位尽力尽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综合管理机制。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领导精神卫生工作，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设和完善精神障碍的预防、治疗和康复服务体系，建立健全精神卫生工作协调机制和工作责任制，对有关部门承担的精神卫生工作进行考核、监督。
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组织开展预防精神障碍发生、促进精神障碍患者康复等工作。
第八条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主管全国的精神卫生工作。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的精神卫生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司法行政、民政、公安、教育、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的精神卫生工作。
第九条 精神障碍患者的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维护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
禁止对精神障碍患者实施家庭暴力，禁止遗弃精神障碍患者。
第十条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及其地方组织依照法律、法规或者接受政府委托，动员社会力量，开展精神卫生工作。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依照本法的规定开展精神卫生工作，并对所在地人民政府开展的精神卫生工作予以协助。
国家鼓励和支持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妇女联合会、红十字会、科学技术协会等团体依法开展精神卫生工作。
第十一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开展精神卫生专门人才的培养，维护精神卫生工作人员的合法权益，加强精神卫生专业队伍建设。
国家鼓励和支持开展精神卫生科学技术研究，发展现代医学、我国传统医学、心理学，提高精神障碍预防、诊断、治疗、康复的科学技术水平。
国家鼓励和支持开展精神卫生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鼓励和支持组织、个人提供精神卫生志愿服务，捐助精神卫生事业，兴建精神卫生公益设施。
对在精神卫生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组织、个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奖励。
第二章 心理健康促进和精神障碍预防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加强心理健康促进和精神障碍预防工作，提高公众心理健康水平。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应当包括心理援助的内容。发生突发事件，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突发事件的具体情况，按照应急预案的规定，组织开展心理援助工作。
第十五条 用人单位应当创造有益于职工身心健康的工作环境，关注职工的心理健康；对处于职业发展特定时期或者在特殊岗位工作的职工，应当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第十六条 各级各类学校应当对学生进行精神卫生知识教育；配备或者聘请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辅导人员，并可以设立心理健康辅导室，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学前教育机构应当对幼儿开展符合其特点的心理健康教育。
发生自然灾害、意外伤害、公共安全事件等可能影响学生心理健康的事件，学校应当及时组织专业人员对学生进行心理援助。
教师应当学习和了解相关的精神卫生知识，关注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正确引导、激励学生。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当重视教师心理健康。
学校和教师应当与学生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近亲属沟通学生心理健康情况。
第十七条 医务人员开展疾病诊疗服务，应当按照诊断标准和治疗规范的要求，对就诊者进行心理健康指导；发现就诊者可能患有精神障碍的，应当建议其到符合本法规定的医疗机构就诊。
第十八条 监狱、看守所、拘留所、强制隔离戒毒所等场所，应当对服刑人员，被依法拘留、逮捕、强制隔离戒毒的人员等，开展精神卫生知识宣传，关注其心理健康状况，必要时提供心理咨询和心理辅导。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教育、卫生、司法行政、公安等部门应当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分别对本法第十五条至第十八条规定的单位履行精神障碍预防义务的情况进行督促和指导。
第二十条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协助所在地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开展社区心理健康指导、精神卫生知识宣传教育活动，创建有益于居民身心健康的社区环境。
乡镇卫生院或者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应当为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开展社区心理健康指导、精神卫生知识宣传教育活动提供技术指导。
第二十一条 家庭成员之间应当相互关爱，创造良好、和睦的家庭环境，提高精神障碍预防意识；发现家庭成员可能患有精神障碍的，应当帮助其及时就诊，照顾其生活，做好看护管理。
第二十二条 国家鼓励和支持新闻媒体、社会组织开展精神卫生的公益性宣传，普及精神卫生知识，引导公众关注心理健康，预防精神障碍的发生。
第二十三条 心理咨询人员应当提高业务素质，遵守执业规范，为社会公众提供专业化的心理咨询服务。
心理咨询人员不得从事心理治疗或者精神障碍的诊断、治疗。
心理咨询人员发现接受咨询的人员可能患有精神障碍的，应当建议其到符合本法规定的医疗机构就诊。
心理咨询人员应当尊重接受咨询人员的隐私，并为其保守秘密。
第二十四条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建立精神卫生监测网络，实行严重精神障碍发病报告制度，组织开展精神障碍发生状况、发展趋势等的监测和专题调查工作。精神卫生监测和严重精神障碍发病报告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建立精神卫生工作信息共享机制，实现信息互联互通、交流共享。
第三章 精神障碍的诊断和治疗
第二十五条 开展精神障碍诊断、治疗活动，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依照医疗机构的管理规定办理有关手续：
（一）有与从事的精神障碍诊断、治疗相适应的精神科执业医师、护士；
（二）有满足开展精神障碍诊断、治疗需要的设施和设备；
（三）有完善的精神障碍诊断、治疗管理制度和质量监控制度。
从事精神障碍诊断、治疗的专科医疗机构还应当配备从事心理治疗的人员。
第二十六条 精神障碍的诊断、治疗，应当遵循维护患者合法权益、尊重患者人格尊严的原则，保障患者在现有条件下获得良好的精神卫生服务。
精神障碍分类、诊断标准和治疗规范，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制定。
第二十七条 精神障碍的诊断应当以精神健康状况为依据。
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违背本人意志进行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碍的医学检查。
第二十八条 除个人自行到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外，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近亲属可以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对查找不到近亲属的流浪乞讨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由当地民政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帮助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
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其近亲属、所在单位、当地公安机关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制止，并将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
医疗机构接到送诊的疑似精神障碍患者，不得拒绝为其作出诊断。
第二十九条 精神障碍的诊断应当由精神科执业医师作出。
医疗机构接到依照本法第二十八条第二款规定送诊的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应当将其留院，立即指派精神科执业医师进行诊断，并及时出具诊断结论。
第三十条 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
诊断结论、病情评估表明，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对其实施住院治疗：
（一）已经发生伤害自身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的危险的；
（二）已经发生危害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的。
第三十一条 精神障碍患者有本法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一项情形的，经其监护人同意，医疗机构应当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监护人不同意的，医疗机构不得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监护人应当对在家居住的患者做好看护管理。
第三十二条 精神障碍患者有本法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二项情形，患者或者其监护人对需要住院治疗的诊断结论有异议，不同意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的，可以要求再次诊断和鉴定。
依照前款规定要求再次诊断的，应当自收到诊断结论之日起三日内向原医疗机构或者其他具有合法资质的医疗机构提出。承担再次诊断的医疗机构应当在接到再次诊断要求后指派二名初次诊断医师以外的精神科执业医师进行再次诊断，并及时出具再次诊断结论。承担再次诊断的执业医师应当到收治患者的医疗机构面见、询问患者，该医疗机构应当予以配合。
对再次诊断结论有异议的，可以自主委托依法取得执业资质的鉴定机构进行精神障碍医学鉴定；医疗机构应当公示经公告的鉴定机构名单和联系方式。接受委托的鉴定机构应当指定本机构具有该鉴定事项执业资格的二名以上鉴定人共同进行鉴定，并及时出具鉴定报告。
第三十三条 鉴定人应当到收治精神障碍患者的医疗机构面见、询问患者，该医疗机构应当予以配合。
鉴定人本人或者其近亲属与鉴定事项有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其独立、客观、公正进行鉴定的，应当回避。
第三十四条 鉴定机构、鉴定人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尊重科学，恪守职业道德，按照精神障碍鉴定的实施程序、技术方法和操作规范，依法独立进行鉴定，出具客观、公正的鉴定报告。
鉴定人应当对鉴定过程进行实时记录并签名。记录的内容应当真实、客观、准确、完整，记录的文本或者声像载体应当妥善保存。
第三十五条 再次诊断结论或者鉴定报告表明，不能确定就诊者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或者患者不需要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不得对其实施住院治疗。
再次诊断结论或者鉴定报告表明，精神障碍患者有本法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二项情形的，其监护人应当同意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监护人阻碍实施住院治疗或者患者擅自脱离住院治疗的，可以由公安机关协助医疗机构采取措施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
在相关机构出具再次诊断结论、鉴定报告前，收治精神障碍患者的医疗机构应当按照诊疗规范的要求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
第三十六条 诊断结论表明需要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本人没有能力办理住院手续的，由其监护人办理住院手续；患者属于查找不到监护人的流浪乞讨人员的，由送诊的有关部门办理住院手续。
精神障碍患者有本法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二项情形，其监护人不办理住院手续的，由患者所在单位、村民委员会或者居民委员会办理住院手续，并由医疗机构在患者病历中予以记录。
第三十七条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将精神障碍患者在诊断、治疗过程中享有的权利，告知患者或者其监护人。
第三十八条 医疗机构应当配备适宜的设施、设备，保护就诊和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的人身安全，防止其受到伤害，并为住院患者创造尽可能接近正常生活的环境和条件。
第三十九条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遵循精神障碍诊断标准和治疗规范，制定治疗方案，并向精神障碍患者或者其监护人告知治疗方案和治疗方法、目的以及可能产生的后果。
第四十条 精神障碍患者在医疗机构内发生或者将要发生伤害自身、危害他人安全、扰乱医疗秩序的行为，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没有其他可替代措施的情况下，可以实施约束、隔离等保护性医疗措施。实施保护性医疗措施应当遵循诊断标准和治疗规范，并在实施后告知患者的监护人。
禁止利用约束、隔离等保护性医疗措施惩罚精神障碍患者。
第四十一条 对精神障碍患者使用药物，应当以诊断和治疗为目的，使用安全、有效的药物，不得为诊断或者治疗以外的目的使用药物。
医疗机构不得强迫精神障碍患者从事生产劳动。
第四十二条 禁止对依照本法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实施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实施以治疗精神障碍为目的的外科手术。
第四十三条 医疗机构对精神障碍患者实施下列治疗措施，应当向患者或者其监护人告知医疗风险、替代医疗方案等情况，并取得患者的书面同意；无法取得患者意见的，应当取得其监护人的书面同意，并经本医疗机构伦理委员会批准：
（一）导致人体器官丧失功能的外科手术；
（二）与精神障碍治疗有关的实验性临床医疗。
实施前款第一项治疗措施，因情况紧急查找不到监护人的，应当取得本医疗机构负责人和伦理委员会批准。
禁止对精神障碍患者实施与治疗其精神障碍无关的实验性临床医疗。
第四十四条 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
对有本法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一项情形的精神障碍患者实施住院治疗的，监护人可以随时要求患者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
医疗机构认为前两款规定的精神障碍患者不宜出院的，应当告知不宜出院的理由；患者或者其监护人仍要求出院的，执业医师应当在病历资料中详细记录告知的过程，同时提出出院后的医学建议，患者或者其监护人应当签字确认。
对有本法第三十条第二款第二项情形的精神障碍患者实施住院治疗，医疗机构认为患者可以出院的，应当立即告知患者及其监护人。
医疗机构应当根据精神障碍患者病情，及时组织精神科执业医师对依照本法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实施住院治疗的患者进行检查评估。评估结果表明患者不需要继续住院治疗的，医疗机构应当立即通知患者及其监护人。
第四十五条 精神障碍患者出院，本人没有能力办理出院手续的，监护人应当为其办理出院手续。
第四十六条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尊重住院精神障碍患者的通讯和会见探访者等权利。除在急性发病期或者为了避免妨碍治疗可以暂时性限制外，不得限制患者的通讯和会见探访者等权利。
第四十七条 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在病历资料中如实记录精神障碍患者的病情、治疗措施、用药情况、实施约束、隔离措施等内容，并如实告知患者或者其监护人。患者及其监护人可以查阅、复制病历资料；但是，患者查阅、复制病历资料可能对其治疗产生不利影响的除外。病历资料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三十年。
第四十八条 医疗机构不得因就诊者是精神障碍患者，推诿或者拒绝为其治疗属于本医疗机构诊疗范围的其他疾病。
第四十九条 精神障碍患者的监护人应当妥善看护未住院治疗的患者，按照医嘱督促其按时服药、接受随访或者治疗。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患者所在单位等应当依患者或者其监护人的请求，对监护人看护患者提供必要的帮助。
第五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定期就下列事项对本行政区域内从事精神障碍诊断、治疗的医疗机构进行检查：
（一）相关人员、设施、设备是否符合本法要求；
（二）诊疗行为是否符合本法以及诊断标准、治疗规范的规定；
（三）对精神障碍患者实施住院治疗的程序是否符合本法规定；
（四）是否依法维护精神障碍患者的合法权益。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进行前款规定的检查，应当听取精神障碍患者及其监护人的意见；发现存在违反本法行为的，应当立即制止或者责令改正，并依法作出处理。
第五十一条 心理治疗活动应当在医疗机构内开展。专门从事心理治疗的人员不得从事精神障碍的诊断，不得为精神障碍患者开具处方或者提供外科治疗。心理治疗的技术规范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
第五十二条 监狱、强制隔离戒毒所等场所应当采取措施，保证患有精神障碍的服刑人员、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等获得治疗。
第五十三条 精神障碍患者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或者触犯刑法的，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处理。
第四章 精神障碍的康复
第五十四条 社区康复机构应当为需要康复的精神障碍患者提供场所和条件，对患者进行生活自理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的康复训练。
第五十五条 医疗机构应当为在家居住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提供精神科基本药物维持治疗，并为社区康复机构提供有关精神障碍康复的技术指导和支持。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应当建立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健康档案，对在家居住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进行定期随访，指导患者服药和开展康复训练，并对患者的监护人进行精神卫生知识和看护知识的培训。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为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开展上述工作给予指导和培训。
第五十六条 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应当为生活困难的精神障碍患者家庭提供帮助，并向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以及县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患者及其家庭的情况和要求，帮助其解决实际困难，为患者融入社会创造条件。
第五十七条 残疾人组织或者残疾人康复机构应当根据精神障碍患者康复的需要，组织患者参加康复活动。
第五十八条 用人单位应当根据精神障碍患者的实际情况，安排患者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保障患者享有同等待遇，安排患者参加必要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患者的就业能力，为患者创造适宜的工作环境，对患者在工作中取得的成绩予以鼓励。
第五十九条 精神障碍患者的监护人应当协助患者进行生活自理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等方面的康复训练。
精神障碍患者的监护人在看护患者过程中需要技术指导的，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或者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社区康复机构应当提供。
第五章 保障措施
第六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要求，制定精神卫生工作规划并组织实施。
精神卫生监测和专题调查结果应当作为制定精神卫生工作规划的依据。
第六十一条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统筹规划，整合资源，建设和完善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加强精神障碍预防、治疗和康复服务能力建设。
县级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统筹规划，建立精神障碍患者社区康复机构。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举办从事精神障碍诊断、治疗的医疗机构和精神障碍患者康复机构。
第六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精神卫生工作需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保障精神卫生工作所需经费，将精神卫生工作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六十三条 国家加强基层精神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扶持贫困地区、边远地区的精神卫生工作，保障城市社区、农村基层精神卫生工作所需经费。
第六十四条 医学院校应当加强精神医学的教学和研究，按照精神卫生工作的实际需要培养精神医学专门人才，为精神卫生工作提供人才保障。
第六十五条 综合性医疗机构应当按照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的规定开设精神科门诊或者心理治疗门诊，提高精神障碍预防、诊断、治疗能力。
第六十六条 医疗机构应当组织医务人员学习精神卫生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政策。
从事精神障碍诊断、治疗、康复的机构应当定期组织医务人员、工作人员进行在岗培训，更新精神卫生知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组织医务人员进行精神卫生知识培训，提高其识别精神障碍的能力。
第六十七条 师范院校应当为学生开设精神卫生课程；医学院校应当为非精神医学专业的学生开设精神卫生课程。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对教师进行上岗前和在岗培训，应当有精神卫生的内容，并定期组织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辅导人员进行专业培训。
第六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组织医疗机构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免费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精神障碍患者的医疗费用按照国家有关社会保险的规定由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精神障碍患者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或者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保障范围。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对家庭经济困难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给予资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卫生、民政、财政等部门应当加强协调，简化程序，实现属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的医疗费用由医疗机构与医疗保险经办机构直接结算。
精神障碍患者通过基本医疗保险支付医疗费用后仍有困难，或者不能通过基本医疗保险支付医疗费用的，民政部门应当优先给予医疗救助。
第六十九条 对符合城乡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民政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及时将其纳入最低生活保障。
对属于农村五保供养对象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以及城市中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且无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赡养、抚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抚养、扶养能力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民政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予以供养、救助。
前两款规定以外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确有困难的，民政部门可以采取临时救助等措施，帮助其解决生活困难。
第七十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保证患有精神障碍的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扶持有劳动能力的精神障碍患者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并为已经康复的人员提供就业服务。
国家对安排精神障碍患者就业的用人单位依法给予税收优惠，并在生产、经营、技术、资金、物资、场地等方面给予扶持。
第七十一条 精神卫生工作人员的人格尊严、人身安全不受侵犯，精神卫生工作人员依法履行职责受法律保护。全社会应当尊重精神卫生工作人员。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医疗机构、康复机构应当采取措施，加强对精神卫生工作人员的职业保护，提高精神卫生工作人员的待遇水平，并按照规定给予适当的津贴。精神卫生工作人员因工致伤、致残、死亡的，其工伤待遇以及抚恤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未依照本法规定履行精神卫生工作职责，或者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警告、记过或者记大过的处分；造成严重后果的，给予降级、撤职或者开除的处分。
第七十三条 不符合本法规定条件的医疗机构擅自从事精神障碍诊断、治疗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停止相关诊疗活动，给予警告，并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或者责令给予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开除的处分；对有关医务人员，吊销其执业证书。
第七十四条 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或者责令给予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开除的处分，并可以责令有关医务人员暂停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执业活动：
（一）拒绝对送诊的疑似精神障碍患者作出诊断的；
（二）对依照本法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实施住院治疗的患者未及时进行检查评估或者未根据评估结果作出处理的。
第七十五条 医疗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或者责令给予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的处分；对有关医务人员，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情节严重的，给予或者责令给予开除的处分，并吊销有关医务人员的执业证书：
（一）违反本法规定实施约束、隔离等保护性医疗措施的；
（二）违反本法规定，强迫精神障碍患者劳动的；
（三）违反本法规定对精神障碍患者实施外科手术或者实验性临床医疗的；
（四）违反本法规定，侵害精神障碍患者的通讯和会见探访者等权利的；
（五）违反精神障碍诊断标准，将非精神障碍患者诊断为精神障碍患者的。
第七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据各自职责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令暂停六个月以上一年以下执业活动，直至吊销执业证书或者营业执照：
（一）心理咨询人员从事心理治疗或者精神障碍的诊断、治疗的；
（二）从事心理治疗的人员在医疗机构以外开展心理治疗活动的；
（三）专门从事心理治疗的人员从事精神障碍的诊断的；
（四）专门从事心理治疗的人员为精神障碍患者开具处方或者提供外科治疗的。
心理咨询人员、专门从事心理治疗的人员在心理咨询、心理治疗活动中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七十七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法第四条第三款规定，给精神障碍患者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还应当依法给予处分。
第七十八条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给精神障碍患者或者其他公民造成人身、财产或者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将非精神障碍患者故意作为精神障碍患者送入医疗机构治疗的；
（二）精神障碍患者的监护人遗弃患者，或者有不履行监护职责的其他情形的；
（三）歧视、侮辱、虐待精神障碍患者，侵害患者的人格尊严、人身安全的；
（四）非法限制精神障碍患者人身自由的；
（五）其他侵害精神障碍患者合法权益的情形。
第七十九条 医疗机构出具的诊断结论表明精神障碍患者应当住院治疗而其监护人拒绝，致使患者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的，或者患者有其他造成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情形的，其监护人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第八十条 在精神障碍的诊断、治疗、鉴定过程中，寻衅滋事，阻挠有关工作人员依照本法的规定履行职责，扰乱医疗机构、鉴定机构工作秩序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违反本法规定，有其他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第八十一条 违反本法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十二条 精神障碍患者或者其监护人、近亲属认为行政机关、医疗机构或者其他有关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法规定侵害患者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提起诉讼。
第七章 附 则
第八十三条 本法所称精神障碍，是指由各种原因引起的感知、情感和思维等精神活动的紊乱或者异常，导致患者明显的心理痛苦或者社会适应等功能损害。
本法所称严重精神障碍，是指疾病症状严重，导致患者社会适应等功能严重损害、对自身健康状况或者客观现实不能完整认识，或者不能处理自身事务的精神障碍。
本法所称精神障碍患者的监护人，是指依照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可以担任监护人的人。
第八十四条 军队的精神卫生工作，由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依据本法制定管理办法。
第八十五条 本法自２０１３年５月１日起施行。
根据《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对于最高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由于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法官判案的主要依据是制定法，如何参照指导性案例就值得研究。从案例指导制度的性质看，具有指导作用的指导性案例依附于法律条文，体现为对特定法律条文的具体解释，从而在法官寻找和发现裁判规范的过程中，为其提供线索和指向，辅助法官找到恰当的制定法依据。但对法律条文的解释可能不是一种，与特定法律条文关联的指导性案例也可能不只一个，法官时常需要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解释结论或相关指导性案例提供的指引中作出选择。所以，运用类比推理，通过案情的比对，找到与当下待决案件最为接近的指导性案例，并将法律针对指导性案例所赋予的规则转用于该待决案件，便成为指导性案例参照适用的基本方式。
案情相似性的判断
参照指导性案例判案的首要环节，是在与制定法条文相关联的若干指导性案例中寻找到与待决案件最为相似的一个。这就需要对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中的法律事实进行分析和选择，判断两者的案情相似性。
任何案件都有很多事实，但不是所有的案件事实都应予比较、判断。卡尔·拉伦兹说，对两个案件作相同的评价，是因为二者的构成要件相类似。所谓构成要件，是指与法律对特定问题的评价有关的重要观点。[1]而构成要件必然存在于一定的案件事实之中，所以，分析、研究案件事实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法律关系，对准确把握构成要件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司法实践中，法官所关注的具有可比性的案件事实，通常不是所有与案件有关的事实，只能是具有法律意义、成为法律评判对象的事实，尤其是有关根据法律确定案件事实性质的关键点或争议点，这就是构成要件。[2]这种构成要件的事实，在英美判例法中也被称为必要事实，即对于形成判决结论有必要的基础事实，而其他的事实为非必要的事实或假设的事实。必要事实往往决定着案件的性质，故由前案的必要事实推导出来的裁判规则对后案的审判具有拘束力，而非必要事实或假设的事实则没有拘束力。[3]所以，判断待决案件与某个指导性案例的相似性，主要看其必要事实。
笔者认为，在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的必要事实的判断上，应当满足以下两个基本条件：（1）待决案件在所有必要事实上与指导性案例已经判定的必要事实全都相一致。（2）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的其他不同之处，不足以排斥或推翻上述法定评价。这些条件从正反两方面对案件必要事实相似性的判断作了限定。如果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之间的必要事实经过比较，满足这两个基本条件，那么，就可以认为两者的案情是相似的，就可以把法律针对指导性案例所赋予的规则，转用于与指导性案例相类似的待决案件。
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的案情比对的思路，体现了类比法律推理的运用，其基本的方法与步骤大致如下：（1）列举指导性案例（即源案例）的事实模式A的某些特征X、Y和Z；（2）归纳出处理事实A的法律原则是P；（3）列举待决案件的事实模式B，有特征X、Y和A，或者X、Y、Z和A；（4）对事实A和B之间进行比对，发现A和B之间的关联性；（5）因为A和B之间具有共同之处，所以B也适用A的法律规则P。[4]与英美国家的法官运用归纳推理方式去分析、总结判决理由的复杂性相比，由于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规则前期已经被案例编写者以裁判要点的形式归纳、抽取出来，所以，具体的操作过程和难度就大大简化了，基本上可以省去第二个环节中比较复杂的归纳和提取裁判规则的活动。而不需要像英美国家的法官那样花费大量功夫去发现与理解为什么这样处理源案例的原则或规则，法官可以集中精力结合裁判规则对指导性案例的必要事实进行总结和列举，并对照当下待决案件的必要事实，来比对两者之间的异同，据此确定是否可以参照该指导性案例判案。
值得注意的是，运用指导性案例意味着法官无法直接从法律条文中通过演绎推理的方法直接得出案件的裁判结论，同时也无法通过归纳推理解决问题，所以要以类比推理作基础，在众多先前案例中选择最具有相似性的指导性案例来指导待决案件的审判。类比推理作为辩证推理的一种，侧重于对法律规定和案件事实的实质性内容进行价值评判。因此，包含价值判断、利益衡量、政策考量等内容的情势权衡原则在认定案件相似性的过程中具有了重要的实际意义。
从指导性案例的运作过程看，待决案件的事实与特定指导性案例的必要事实之间很难完全吻合。当前后案件的事实不完全相同时，法官时常需要使用类推的方法，按照缩小广泛或者扩展狭窄的原则，对用以认定案件的某些重要事实进行人为的增减，据此来确定指导性案例的适用。如果待决案件的事实与两个以上的指导性案例关联，则需要在它们之间选择与待决案件的重要事实相同或类似性程度最高的一个作为参照适用的依据。但是，案件事实之间的类比点及其相似性，并不能藉由直观的方式获取，相似性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还要依靠于法官自身的决断，即取决于权力的分配和运用。[5]换言之，两个案件之间是否可作类比适用，并非由外部观察到其有达到某种物理程度的相似性，而是要从内涵上认知到其有规范评价意义的相同性。[6]为了保证案件裁判的公正性，法官需要根据情势权衡原则，综合运用价值判断、利益衡量、政策考量等方法与思路作出恰当的认定和判断。在这一过程中，案件的必要事实及其体现的法律关系、案件背后的诉讼目的、判案理由、当时的社会环境、判决的社会效果、案例的基本方向、对事实的评析、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相关法律规定等方面，都可能是法官应予考虑的因素。
由此可见，案件相似性的判断过程，就是按照一定的价值标准，在若干具有关联性的指导性案例中选择、确定与待决案件事实最为接近、裁判效果最好的一个，从而参照适用。为了找到这样的指导性案例，在司法实践中应当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全面掌握案件事实，吃透案情。这是准确认定案件事实、判断案件相似性以及进行类比推理的前提条件。案件事实的建构具有一定的人为色彩，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客观描述过程，在形成案件事实的同时，法官就在考量个别事实在法律上的可能意义。[7]所以，只有对相关指导性案例以及待决案件的事实及案情全面掌握，了然于心，才有可能顺利地进行案情及构成要件的比对，对其相似性作出恰当的判断，并以类比推理为基础，通过对比案件的相似性而发现可供参照适用的恰当的指导性案例。
其次，从案件的必要事实及实质构成要件来判断。一个案件的事实要素涉及方方面面，在案情比对时又不能也不应当全部地、逐一地进行，应注意区分案件的必要事实与非必要事实，避免因过于拘泥纷繁的非必要事实，而放弃了从整体上对案情作出判断。应当注意把握案件的必要事实及形成判决基础的构成要件，并在此基础上判断指导性案例中法律解释方案的合理性或实质性理由，进而决定是否适用该指导性案例。
最后，正确处理事实、规范与价值之间的关系。指导性案例的适用不仅是一门知识，也是一门技艺，需要法官在事实、规范和价值之间不断地寻觅。在实际运用中，要注意准确判断案件的相似性，结合待决案件的具体情况客观地评价指导性案例的解释结论，并立足于法律的基本精神、立法目的和预设价值，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全面把握，审慎认定，权衡情势，作出判断，确保运用指导性案例进行法律推理的实质合理性，推动待决案件法律适用及裁判结果的正当性。
指导性案例的援用
一般说来，任何生效判决的法律效力都是直接针对特定案件本身的，不会涉及其他的案件。只有在该案被作为先例而援引入其他案件的审理过程，才有可能对其他案件的裁判产生实质上的效力。指导性案例没有被援引，就难以称之为先例，也就不好说现实审判已参照指导性案例了。而且，如果指导性案例不能被法官在裁判文书中引用，法官就可以不理会指导性案例，当事人、律师以及检察官也会觉得它对当下的案件没有意义而不予重视，这样只会导致指导性案例如同目前一些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一样，仅仅是形式上的指导，并无实质性的意义。从国外经验看，姑且不论英美普通法体系中，法官经常将先例直接作为案件裁判的法律依据，即便是大陆法系国家，将判例引入法院判决的情形也比比皆是，这正体现了其判例的事实拘束力。同样的道理，对于指导性案例而言，法官决定适用指导性案例对待决案件进行处理，最终也要体现为援用指导性案例并在裁判文书中加以适当的表述。
此外，在我国，在裁判文书中明确地引用法官参照适用的指导性案例，其意义还不止于落实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在笔者看来，它至少还可能起到以下实际作用：（1）可以让当事人全面地了解案件裁判的真正理由，落实司法公开原则，从而促使当事人息诉服判。（2）可以保持人民法院审判的一致性和连贯性，推动法律适用的统一，贯彻社会主义法治原则。（3）可以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提高司法的公信力和审判效率。（4）有助于法律人共同体整合司法经验，统一法律认识，提高业务素质等。
那么，指导性案例在裁判文书中如何援用呢？换句话说，具有指导意义而被援用、需要参照执行的是针对相应案件事实所作出的判决的具体内容，是案例中说明判决结果赖以确立的法律主张的理由，还是案例经司法机关对有关法律问题或观点加以抽象和概括而形成的裁判规则或者裁判要旨。对此，我国的法学界有不同认识，两大法系国家的判例实践也做法不一。[8]从司法实践看，大家普遍重视案例的裁判要旨或者说裁判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指导性案例中，明确地归纳出案例的裁判要点。笔者理解，指导性案例本质上属于个别性指引，而非规范性指引，其案件事实本身是特定的、个体的；但是，指导性案例属于类型化的案例，依据案件事实适用法律的过程及其结论所形成的裁判要点，应是非特定的、非个体的，由此对同一类的相似案件便具有了普遍指导意义。所以，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内容更多地（而不是唯一地）体现为从法律适用过程中提炼出来的裁判要点对一定范围内的案件的指导，类似于英美判例法中具有拘束力的判决理由。
当然，我们也要认识到单纯地关注裁判要点的局限性。因为案例编写者并不一定是案件主审法官，姑且不论其可能存在对裁判要点归纳不准、提取不当的情况，由于案例指导规则具有的高度概括性和抽象性，省略了鲜活的案件事实，可能会遗漏案例本身具有指导性的一些法律命题，而导致人们对案例理解与适用上的片面性。所以，在重点关注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案例本身在事实认定、判决说理与案例评析等其他方面可能具有的更为丰富的法律信息，通常应当将裁判要点与指导性案例的整体结合起来理解与运用。
从笔者的调研情况看，在实践中，法官们也愿意关注案例裁判要旨或裁判规则以外的其他法律资源，比如作为指导性案例的判决书原文，特别是这些判决书原文中的法律论证或推理部分，他们期望从中找到可用于当下待决案件的裁判思路、推理方法等。所以，指导性案例的援用虽然重点在于裁判要点，但又不能拘泥这一点，而忽视了案例中其他更为丰富的内容。在具体运用指导性案例时还应当将裁判要点与案例整体结合起来把握，只有这样才能准确地发现与理解指导性案例的指导意义。
我国是成文法国家，成文法是正式的法律渊源，而指导性案例不是。因为指导性案例本身不具有法律拘束力，故不能作为裁判依据来援引，但作为判决理由加以援引，却是值得认真对待的。裁判的核心实际上就是法官的说理论证。如果运用指导性案例强化法官的说理论证，显然有助于提升裁判的说服力和权威性。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组织编撰的《中国案例指导》丛书在前言中曾指出过：“虽然这些案例不能作为裁判的直接法律依据，但是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可以作为裁判理由或者法庭辩论理由引用”。这也从一个侧面肯定了指导性案例作为裁判说理的理由而援引的意见。其引用的模式就是：由于指导性案例是这样理解和适用法律的，而本案的情形与指导性案例相同或类似，所以，本案也应当像指导性案例一样理解和适用法律，从而作出相对一致的裁判。
我国裁判文书的文风取向一直注重格式、语言简洁且篇幅较小。在裁判文书中援引指导性案例，不可能也不应当是引用案例整体，而主要是引用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笔者认为，在司法实践中，引用指导性案例应以不在裁判文书中表述案情比对理由为宜，只需要揭示本裁判援引的指导性案例的名称和编号，以及指导性案例的具体指导规则即可。这在两大法系国家也大体如此。法官适用或遵从的不是判例的整体，而主要是判例中蕴含的裁判规则，所以，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的法官在援引判例判案时一般都只在裁判文书中指出判例的名称及出处，并不将其适用判例的全部思维过程表述出来。[9]
引述指导性案例的重点虽是裁判要点，但准确理解和把握指导性案例的指导意义，又不能完全脱离指导性案例所依托的案件事实和关键证据、裁判的说理论证以及案例的评析等内容。而我们所说的指导性案例可以作为判决理由加以援引，援引的不仅是指导性案例的裁判结果，更是其裁判的论说依据。所以，法官在裁判文书中虽然不用详细表述案情比对理由，但在形成裁判结论的过程中，例如，合议庭合议时，有必要详细讨论指导性案例的具体运用过程，包括案情如何比对、裁判规则如何理解以及如何适用于当下待决案件等，并记录在合议笔录中备查；对特别复杂的案情比对，甚至有必要另行制作案情比对意见留存于本案的附卷。
在裁判文书中引述只是指导性案例援用的一方面，不仅如此，在法庭审判中，当事人、律师和检察官都可以使用指导性案例作为法庭辩论及发表法律意见的理由、依据，法官也应在裁判文书中对他们提出的适用或不适用具体指导性案例的意见进行回应，阐明适用、不适用或排除适用指导性案例的理由，以及引用相关指导性案例来论证案件裁判结果等。从大陆法系国家来看，判例援引的前提是对诉争案件与判例之间的类似性程度有着正确的判断。由于中国案例指导制度重点关注法律适用的合理性论证，且案例本身主要体现为具有抽象性和形式性的裁判规则，其事实与结论之间的联结要求一般不像事实与规范交织在一起的英美判例法那样严格，那样充满技艺性，因此，在类似性的判断上，一般不会存在较大的识别困难。
指导性案例的排除适用
在适用指导性案例判案的过程中，当出现一些情形时还需要绕开具有事实拘束力的指导性案例，从而排除该指导性案例的指导。从普通法的运作实践看，出现以下两种情况应排除判例的适用：一是前后案件不同。判例适用的前提是待决案件与其在必要案件事实及法律关系上具有实质的相似性。如果待决案件与先前的某一个判例经过比对，不具有相似性，则可以排除适用。美国学者拉特认为，有5种情况应被区分：事实不同；法律争议不同；实际的判决理由比被主张的理由宽或窄；判决可以在不同的背景下解释；社会、经济或其他情况不同。[10]二是发现判例规则存在缺陷。通常以下情况要作为遵循的例外：错误的先例；冲突的先例；过时的先例；没有理由的先例；疏忽做出的先例等。[11]普通法理论认为，判例的接纳与排除不仅是一门知识，更是一门技艺。特别是面对先例在进退维谷的选择中，更需要这种技艺的发挥。
一般而言，运用先例的技巧主要包括对不太受欢迎但却是必要的先例的接受和对应当适用但被认为是有必要区分的先例的规避，而后者更是经常发生的情形。卡尔·卢埃林在《普通法传统》一书中选取了64个判例，从中提出了美国上诉法院遵循先例、规避已判决和一些正确的但不常见的运用材料或技巧的方法。其中，遵循先例的方法包括:（1）自觉控制或缩小坚持或遵循先例的后果的方法；（2）通过简单的依据或者已决事项的方法所获得的选择范围；（3）遵循权威先例时大部分自觉倾向于更为简单的创造方式之多样性；（4）材料应用过程中的重要扩展或改变方向。规避已判决的方法包括：（1）不承担对未来负责任的规避：合法技巧；（2）无责任感的规避：非法技巧；（3）明确的限制和缩小范围；（4）抹杀先例。不常见的方法包括从旧材料中另起炉灶、扩大渊源或技巧的标准等。[12]由此可见，英美判例法的运作过程确实充满了技艺性。
相比较而言，我国指导性案例的适用过程应不至于如此复杂。因为，法官运用指导性案例重点关注的是案例指导规则，而该规则通常已经事先被案例发布的法院从案件事实及裁判中归纳并抽取出来，适用指导性案例甚至可以像适用司法解释一样，省去了英美法系法官适用先例的复杂、繁琐。后者既要在事实与规则水乳交融的众多判例中找到据以遵循的先例，还要对先例规则进行归纳、提取和遵照适用。当然，由于案例指导规则的抽象性及其不周延性，后案法官显然又不能完全脱离具体的案件事实去理解和适用该规则，普通法体系下的判例识别问题，在我国案例指导实践中仍一定程度上存在。指导性案例要真正发挥作用，还有赖于法官的能动适用，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判决先例可主张其享有正确性推定，但法官不可不假思索地信赖它，如其发现判决先例有可疑之处，即须自为判断”。[13]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当前后案件不同以及发现案例指导规则缺陷而需要排除指导性案例的适用时，我们可以借鉴英美判例法的一些识别与排除技巧，合理地避开不当的或存有缺陷的指导性案例的实际指导，“从而在表面上不以推翻原判决来表达法院的看法，但事实上已经改变了原判决的拘束力范围”。[14]
1．区别前后案。即尽量找出目前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在案件事实上的差异性，从而排除该指导性案例的适用。指导性案例的指导性在于其所确立的指导规则或法律解决方法的合理性，而该指导规则或解释方案之合理性的基础是案件事实。一旦案件事实的条件发生变化，则据此确立的指导规则或解释方案的合理性势必因为该条件的改变或丧失而失去了合理化基础。如勉强参照该指导性案例判案，将可能导致判决的不公正，故需要排除适用。
2．指出指导性案例规则的模糊或不明之处，拒绝遵从该指导性案例，从而排除其对待决案件的适用，或者对其作出釜底抽薪式的解释，即案例从表面看仍具有指导性，但该指导性已被赋予新的含义，引出新的规则。
3．宣布指导性案例与法律的基本原则相冲突，从而直接避开该指导性案例的适用。
4．在指导性案例发生冲突时选择其一从而避开其他不当的指导性案例的适用，包括选择指导性案例从而避开了较低级别的参考性案例，选择在后的指导性案例从而避开在前的指导性案例等。
5．因原有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规则被制定法所直接吸收、推翻或替代而不再适用该指导性案例。
6．直接宣布案例的指导性已过时，不再适应于司法、社会的实际需要或者其适用法律是不当的、错误的，而代之以新的指导性案例等。
一般说来，指导性案例一旦确定，便具有了纵向的事实拘束力及一定的横向说服力，各级法院不得非经法定程序任意否决或拒绝适用。所以，对指导性案例的排除，必须慎而又慎，实践中应当特别地防止恶意的规避适用。对此，我们可以借鉴意大利的区分论证责任制度、德国的判例背离报告制度以及德、日的严格审理程序制度等，通过构建以下保障机制，予以必要的规制：
首先，如果法官参照了指导性案例判案，可视为其已经履行了说明裁判理由的义务；如果拒绝或排除指导性案例所表达的法律解释规则或解决方案，则必须提出特别妥当的、充分的理由来论证自己的判决，否则不能拒绝或排除指导性案例的指导。
其次，当法官要背离指导性案例，尤其是若干连续一致的指导性案例而另行判决时，应当报告给上级法院以接受监督。非经报告的背离判决，可以构成当事人上诉、检察院抗诉以及二审改判或者发回重审乃至提起再审的事由。当然，二审或再审是否因此需要改判或发回重审，还应当从程序公正的角度，根据刑事诉讼法及最高法院有关审判程序及证据使用的规定，区别情况分别处理。
再次，进一步严格审理程序。背离指导性案例判决的案件，原则上应由审判员组成的合议庭审理，并提请本院审判委员会审议决定等。
注释:
[1]［德］卡尔•拉伦兹：《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58页。
[2]张骐：“论寻找指导性案例的方法——以审判经验为基础”，载《中外法学》2009年第3期。
[3]潘维大、刘文琦：《英美法导论》，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58-61页。
[4]［美］凯斯•R•孙斯坦：《法律推理与政治冲突》，金朝武等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77-78页。
[5]林立：《法学方法与德沃金》，台北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77页。
[6]陈林林：《裁判的进路与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7页。
[7]于同志：《刑法案例指导：理论•制度•实践》，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4页以下。
[8]胡云腾、于同志：“案例指导制度若干重大疑难争议问题研究”，载《法学研究》2008年第6期。
[9]董?主编：《中国判例解释构建之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5页。
[10] Michael. F. Rutter, The Applicable Law in Singapore and Malaysia: A Guide to Reception, Precedent and the Sources of Law in the Republic and Singapore and the Federation of Malaysia, Malayan Journal Pte Ltd., Singapore,1989, pp.27-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