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黑龙江省全部免征农业税改革试点工作方案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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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诈骗罪若干问题研究

贷款诈骗罪是发生在金融领域中非常突出的一类犯罪，它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诈骗银行或者其它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当前，在金融犯罪中，贷款诈骗罪的发案率有逐渐上升的趋势，由于刑法193条对贷款诈骗罪的主体范围和行为人主观非法占有目的规定的不够明确，导致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把握。
一、如何认定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贷款诈骗罪中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指行为人通过编造虚假事实，或者使用虚假材料，使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产生错误认识，从而自愿地将贷款发放给行为人，行为人实际占有或控制了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这笔贷款，使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丧失了对该贷款的实际控制。在非法占有目的的驱动下，行为人通过客观上实施欺骗的手段获取贷款，继而长期占有拒不归还，实际上将贷款非法地拒为己有。非法占有为目的是行为人主观方面的特性，行为人具有的贷款诈骗的主观方面，是支配行为人实施贷款诈骗这一外在活动的主观意识，是行为人实施贷款诈骗犯罪的心理态度，这是可以查明的。因为作为贷款诈骗犯罪实践的主观心理态度是客观存在的，它不是只停留在行为人的大脑中，而是已经外向化、客观化。判断行为人的心理态度的根据则是行为人实施的贷款诈骗行为在客观上的一系列活动表现。人的活动由其主观心理支配，活动的性质由主观心理决定；人的活动是人的主观思想的外向化、客观化，因而它反映人的思想。所以在判断行为人贷款诈骗的主观心理态度时，必须以其实施的贷款诈骗活动为基础。
常见的情况是，行为人往往事后以“当初没有打算不予归还”为自己辩解，希望证明申请贷款时不是出于非法占有的目的。看来，在概念上还比较容易划清这个罪的界限，难的是司法实践中目的的证明问题。的确，目的这个东西存在于人的内心，看不见，摸不着，只要行为人坚持说没有永久性占有贷款的打算，根据什么定罪呢？
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 月21日下发《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该纪要作为指导性文件明确列举了几种情形，诸如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非法获取资金后逃跑的；肆意挥霍骗取资金的；使用骗取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的，以逃避返还资金的；隐匿、销毁帐目，或者搞假破产、假倒闭，以逃避返还资金的；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返还的行为。无疑，这对于实践部门开展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但由于犯罪分子采取的手段千变万化，几种简单的列举式的概括很难应对纷繁复杂的实际情况。　
其实，任何目的都会被行为人积极贯彻到行动中去，任何行动也都是一定主观心态和目的的外化。因此，不能完全根据案发后行为人的供述来认定案件的性质，应从案件前后相互联系的事实中合乎逻辑地判断行为人的目的。为了减少这个判断过程中“猜”的成分，笔者归纳了一个所谓“三点”加“一线”的做法，供参考。　
第一个点反映行为人在申请贷款时对还款能力严重不足、还款可能性实际不大的事实是否明知。首先，申请贷款时还款能力严重不足的事实或者还款可能性实际不大的事实已经存在，这样，行为人占有贷款的故意就有合乎逻辑的解释。只有还款能力不足或可能性不大的事实存在，行为人才可能明知这种存在。在此基础上，要看行为人是否明知还款能力严重不足或者可能性不大仍采取欺骗的手段获取贷款。即使还款能力严重不足，但如果行为人对此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也很难证明不予归还的目的。明知与否是有时间、地点、行为、对象、过程的客观事实，因而是可证明的。　
第二个点反映行为人获取贷款后的整个使用过程中和逾期后是否积极创造条件设法偿还，或者努力减少损失。有的借款人在发生无法偿还的事实后并不赖帐，但是，他们无法偿还的主要原因是将贷款用于挥霍，或者将贷款用于违法活动，或者改变用途，将贷款用于高风险投机活动，结果失去了实际上的还款能力，或者已经发生贷款逾期的情况下，仍不积极组织还款，而是继续扩大损失。这都是不积极创造还款条件的表现。实际上，即使将贷款用于创造价值的经营活动，理论上有存在有钱也不还贷的可能。总之，挥霍贷款，或者违法改变贷款用途而无法偿还，是说明行为人不积极偿还的证据。如果行为人积极设法偿还贷款，即使最终形成了无法偿还或部分无法偿还的事实，也不应以贷款诈骗罪论。当然，不是所有改变用途的行为都出于不法占有的目的，还需要联系其他事实才能确定。　
第三个点反映是否存在恶性拒绝偿还的事实。所谓恶性的拒绝偿还，包括实际上具有还款能力的债务人积极逃避还款责任，以及因违法犯罪而实际上丧失还款能力的情况。借款人拒绝偿还贷款，或者虽然口头上不赖帐，但事实上已经无力偿还贷款，才发生金融机构的财产所有权遭受侵害的问题。恶性拒绝偿还的具体表现有许多，如借款人携款而逃、否认债务责任、因挥霍贷款而无法偿还等等。一般认为，如果存在这些情节，认定行为人具有不法占有的目的争议不大，大多数情况下也的确如此。　
这三个点分别发生在三个时点上，是从客观的行为、结果对行为人内心世界的说明。此外，还有一条“线”，将这些“点”连接起来。这条“线”就是整个过程中是否具有围绕借款人身份的虚构事实掩盖真相的行为。谁都知道，虚构事实、掩盖真相，可能出于各种考虑。有些骗取贷款的行为显然不能简单地和“不想还”划等号。但是，如果虚构借款人身份，掩盖用款人的真实身份，使债权人根本无法针对实际的债务人进行追偿，那么，何以证明具有归还的打算呢？从这个意义上说，围绕借款人身份的欺骗行为，更直接地反映出占有贷款的目的。　
而且，从时间维度来看，虚构、掩盖借款人身份的行为既可以发生在申请贷款之时，也可能发生在得到贷款之后。比如，有人使用伪造的存单、伪造的营业执照、担保文件骗取银行信任，或者采取“冒名贷款”的方式，使真实的用款人与名义上的债务人相分离。这都可能造成银行无法针对真实的借款人实现债权。这些情况就发生在申请贷款之时。一旦出现无款可还的局面，凭借虚假身份得到贷款的人更可能真的相信了自己编造的假话，“理直气壮”地逃避还款责任。再比如，有的人用真实身份得到贷款后，采取“金蝉脱壳”之法转移贷款，让用来借款的主体无款可还。这实质上也是围绕借款人身份而进行的虚构事实掩盖真相的欺骗，是一种变相的伪造身份的行为。这种情况就发生在得到贷款之后。正是因为这条线索可以从申请贷款之时延续到得到贷款之后，所以可把它称为“一条线”。　
“三点一线”体现着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其核心是“能不能还”与“想不想还”－的一致性程度问题。如果仅仅依靠三点中的某一点，很难非常自信地认定行为人是否既不能还也不想还，或者虽然能还但不想还。三点中的任何一点很难单独证实不法占有的目的。最好根据三点之间的客观逻辑，综合分析，相互印证，相信可以更有把握地确认行为的真正目的。至少，三点中要有两点能够相互印证。
二、单位是否构成“贷款诈骗罪”的犯罪主体
　　 根据我国刑法第30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按照我国刑法理论的通常理解，这里的“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是指刑法分则明确规定单位主体可以为单位的情况。由于刑法第193条并没有明确规定单位可以构成贷款诈骗罪的主体，所以贷款诈骗罪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而不包括单位。对此刑法学界可以说不存在任何分歧。至于为什么我国刑法规定单位可以构成信用证诈骗罪、集资诈骗罪等金融诈骗犯罪的主体但却不能构成贷款诈骗罪的主体，这确实令人费解。在我看来，这体现了立法者对于具体实现单位意志，执行单位职务的单位主管人员、直接责任人员的一种轻刑化意图，因为其人身危险性并不重于单位合同诈骗罪中的责任人员，并且该类人员的主观犯意不强，大多有身不由己的情况。另外，大概立法机关是考虑除了个人以各种虚假手段骗取贷款外，能从金融机构获取的单位基本上都是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有单位。这些单位即使采取欺骗手段获取贷款并予以非法占有，也并没有改变所有权的性质，如果最后不能归还贷款，无非相当于国家自己损失了自己的财产，对该单位以犯罪论处追究刑事责任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期存在这种观念还可以理解的话，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此指导刑事立法显然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单位已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对于这种利益主体实施其他经济犯罪可以追究刑事责任，而实施贷款犯罪行为却不能以犯罪论处的刑事立法很难说是科学合理的。更何况当前我国存在大量的三资企业、私营企业等。这些企业同样可能从金融机构骗取贷款。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实施贷款诈骗的，尤其是数额较大或巨大的，基本上是以单位的名义进行的。在金融单位过去和现在的贷款规定及实际掌握中，是不可能给予个人大额贷款的，只能以单位名义才能取得。但是刑法第193条规定只有自然人才能构成该罪主体，若片面认为以单位名义贷款均不构成本罪主体，则必将造成众多的贷款诈骗行为得不到有效追究。　
　　 所以，我们不能机械的认为凡是以单位名义诈骗贷款的行为都不构成贷款诈骗罪。　
按现行司法解释和刑法理论，下列情况应当适应本罪追究：一是假设单位的。按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的：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单位实施犯罪的，或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行为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上述情况下，如实施了诈骗贷款的行为，其个人应以贷款诈骗罪论处。这一规定无疑给了司法人员一定的解释余地。二是盗名单位的。该解释第三条规定：盗用单位名义实施犯罪，违法所得由实施犯罪的个人私分的，依照刑法有关自然人犯罪的规定定罪处罚。那么如何认定是到盗用单位名义的呢？首先看是否集体研究，或者虽由个人决定但单位其他人员是否公知，特别是贷款用途及金额；其次看是否实际用于单位，这就将一批欺世盗名、假公肥私的犯罪个人纳入适用本罪主体之中。三是承担无限责任的。对单位必须放在民法的法人制度上来确定。凡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组织，其贷款诈骗行为应由单位承担罪责，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组织或者其他非法人组织应由个人承担罪责。例如，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责任有限公司是以公司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如有单位贷款诈骗行为就应由公司及相关自然人承担相应罪责。而个人独资企业、私营合伙企业等，或者一些临时性组织的经济组织都是以个人所有的全部财产承担无限责任，均应由自然人承担罪责。四是挂靠单位的。对于一些挂靠的单位，名为集体，实为个人经营的单位，以及虚构情况设立的单位，不能只看它的工商注册的属性，而应以实际的个人出资、个人经营及财产归属个人所有来确定，具有贷款诈骗行为的，应当追究个人的罪责。五是承包经营的。对于过去广泛存在，现在仍然存在的企业承包经营，应当按照承包协议及实际经营状况来确定。如果只是承包人承包期间提成，贷款用于承包单位生产经营，虽有贷款诈骗行为，不以本罪追究承包人罪责。如果是按定额或比例交承包费，其收益与风险自负，骗取的贷款未实际投入或者相当大数额未实际投入承包单位生产经营的，应以本罪追究个人责任。
既然刑法规定单位不能成为贷款诈骗罪的主体，那么在单位实施贷款诈骗、骗取的贷款为单位非法占有的情况下，应如何处理呢？对此无非有以下三种选择：一是对于单位不能以贷款诈骗罪论处，但对于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按照贷款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 二是对单位不能以贷款诈骗罪论处，而且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也不能按照贷款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因为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以单位构成犯罪为前提的。如果单位不构成贷款诈骗罪，对其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按贷款诈骗罪追究责任显然没有任何依据。三是对单位及其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都不能以贷款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但如果构成其他犯罪的，可以其他犯罪论处。　
对上述三种做法中，第一种做法在司法实践中可以说是有一定市场的。因为在单位同样不能构成犯罪主体的盗窃罪问题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96年1月12日发布的《关于单位盗窃行为如何处理的批复》中曾经指出：单位组织实施盗窃，获取财物归单位所有，数额巨大，影响恶劣的，应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主要的直接责任人员按盗窃罪依法批捕、起诉。这一司法解释虽然与贷款诈骗罪并无直接关系，而且在刑法修订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于盗窃罪所重新作出的司法解释也没有将上述内容吸收进来，但其对处理贷款诈骗案件所可能带来的影响仍然是不可忽视的。但是，在单位不构成贷款诈骗罪的情况下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主要的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显然是违背罪刑法定的精神的。因此这种做法不可取。那么，对这种情况是否就只能选择第二种做法按无罪处理呢？我认为这也不是正确的选择。因为按照我国法律规定，任何人向金融机构贷款均需订立借款合同，所以如果单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借款合同的过程中骗取金融机关的贷款的，可以按照合同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第三种做法是符合按我国现行立法状况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规定，“对于单位十分明显地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签订、履行借款合同诈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的，应当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这是一种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可行做法。
三、如何正确界定《刑法》第193条所规定的“以其他方法诈骗贷款”中的“其他方法”
　　这里的“其他方法”，刑法理论上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 一种观点认为，“其他方法”应与前面四项具有性质上的同一性，即行为人在申请贷款的过程中，未得到贷款之前采用上述方法以外的其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将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资金骗出来并非法据为己有。另一种观点认为，尽管立法者在前面四项中所列举的欺诈手段，行为人都是在申请贷款之前就产生了非法占有之故意，并为达到这一目的而采取了相应的欺诈手段，但这并不表明立法者因此而在“其他方法”的内涵中否定了行为人的欺诈手段可以出现在取得贷款之后。也就是说，如果行为人出于正当目的并采取合法手段取得贷款后，又基于某种原因，为自己私利产生了不归还贷款的故意，致使银行无法收回贷款的，应认定是这里的“其他方法”。对于“其他方法”的具体类型，各种论著也看法不一。如有的论著认为常见的有：企业以母体裂变的手段拒不还贷，以假货币作抵押骗取贷款，拉拢和收买银行职员骗取贷款。 有的论著认为包括：借贷形式合法，但贷款时即有以非法占有，借贷后故意转移资产拒不返还；使用伪造的公文、公章、印鉴；伪造领导批示；虚构债券；虚构经营业务；虚构或隐瞒经营业务范围等。 有的论著认为包括：用假币作担保，伪造货物存放栈单，贿赂，利用假信用证，虚张声势或九真掩一假。 　
对于上述两种观点，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更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因为罪刑法定原则要求法律必须具有明确性和可预测性，如果对“其他方法”不做任何限制，将会使刑法的解释宽大无边，从而在强调保护社会的同时破坏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至于“其他方法”的具体表现，笔者认为应该按此原则进行衡量。诸如在贷款之时并未采取欺诈手段，而是在合法取得贷款之后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将贷款据为己有的，不能视为属于以“其他方法”贷款诈骗的行为。当然如果这种行为符合其他犯罪构成特征的，可以其他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如空头保证、名义保证、重复保证等虚假保证行为就不能为前述四种诈骗手段所包括，其本质上属于一种虚假担保行为，因此可归结为“其他方法”。而合法借贷后转移资产逃避还贷的，则与在申请贷款之时采取的欺诈手段性质不同，因而不能视为“其他方法”。

参考文献：
1、李邦育、王德育：《贷款诈骗罪若干问题探讨》，载赵秉志主编：《新千年刑法热点问题研究与适用》（下）中国检察院出版社2001年版。
2、赵秉志主编：《金融诈骗罪新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
3、高铭暄、赵秉志：《刑法学(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张明楷：《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陈兴良：《刑事法判解》，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6、陈兴良：金融诈欺的法理分析，《中外法学》1996年第3期。
7、白建军：金融犯罪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8、刘明祥：《刑法中的非法占有目的》，法商研究，2000 (2).
9、曲新久：《贷款诈骗罪的认定处理》，检查日报，2000.10.19.


作者 张士远
盘锦市中级人民法院


轻缓刑事政策在适用中存在的误区及对策

河南省浚县人民检察院 王利军


2006年“两高”工作报告提出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也就是轻轻重重轻重结合的刑事政策，实质就是对刑事犯罪区别对待，做到既要有力打击和震慑犯罪，又要尽可能减少社会对抗，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八十年代以来，由于社会治安的总体形势一度比较严峻，我们强调“严打”比较多，贯彻“严打”刑事政策已有许多精辟的阐述，在此不再赘述。笔者仅结合检察工作实践并借鉴国外先进做法，探讨一下轻缓刑事政策的适用问题。
一、轻缓刑事政策在西方国家中的实践
一是非犯罪化，多数国家对个别轻罪实行了非犯罪化。如德国1975年对刑法典进行一项改革，排除了违警罪的刑事犯罪的性质，把违警罪只作为对法律的一般违反，只处行政罚款，而不处刑事罚金；奥地利于1975年将堕胎罪予以非犯罪化；1962年美国模范刑法典草案从刑法的非道德观念出发主张将同性恋、卖淫及通奸罪除罪化。二是辩诉交易，是指在审判前，控诉方和被告方经过准备，然后双方进行谈判，如果被告方满足控诉方的要求，则控诉方或者撤销指控，或者降格控诉，或者要求将来从轻判处。三是暂缓起诉制度，是指某些已经达到提起公诉标准的犯罪行为，基于犯罪嫌疑人的自身状况、刑事政策以及诉讼经济的考虑，通过设定一定的暂缓起诉期间暂时不提起公诉，而是在暂缓起诉期间终结时再根据犯罪嫌疑人的悔过情况等作出最后处理决定的一种诉讼制度。四是广泛适用罚金刑和缓刑。罚金刑现已成为许多国家刑罚体系中的主刑，并且将其作为短期自由刑的一种替代措施，逐步扩大适用范围，使之适用于轻罪行为。在某些国家罚金刑已取代短期自由刑而成为制裁轻罪的主要方式。与此同时，缓刑作为避免短期自由刑弊端、有条件执行的心理强制作用和依靠社会力量帮助犯罪人复归社会的一种措施，也得到了普遍的应用。五是广泛适用假释和社区服务刑。假释一直作为克服监禁刑弊端、降低罪犯改造成本和疏通监狱拥挤的手段在行刑实践中为多数国家所采用；社区服务的刑罚方法最早出现在英国，指法院判决被告人从事一定时间的公益劳动的非监禁刑。七是刑事调解制度，即通过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面对面的接触，在中立的第三者调解下使被害人因犯罪所造成的物质精神损失得到补偿，亦使犯罪人重新融入社会，并赢得被害人及其家庭成员的谅解。
二、我国轻缓刑事政策适用中的误区
1、立法上的误区：一是我国现行法律只规定了三种不起诉制度，没有暂缓起诉制度的相关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一些检察院对不起诉的适用控制很严，甚至为了尽量少用或不用不起诉而采取了建议公安机关撤回起诉的方法来终止诉讼，致使不起诉制度运行不畅，适用率较低，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暂缓起诉制度仅在我国的一些基层检察机关试行，又遭到了理论界的众多质疑。二是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辩诉交易制度，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着类似于辩诉交易的司法操作，有学者还归纳了四种事实上的辩诉交易类型：（1）量刑减让式的辩诉交易（2）不起诉式的辩诉交易（3）污点证人作证豁免刑罚的交易（4）特殊情况下的辩诉交易。随着犯罪形势的变化，要有效地利用有限的司法资源，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平和正义，推行认罪协商实有必要。三是在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律中，只有自诉程序中才有“和解”的规定，在公诉程序中则无。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刑事和解已逐渐突破原来的轻微刑事案件领域，甚至渗透到刑事案件的其它领域如盗窃、强奸等，尤其是在部分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较汉族地区刑事和解现象更为普遍。
2、实践中的误区：一是无逮捕必要的适用率过低。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无逮捕必要”无明确标准，同时检察机关执法人员受“求稳怕错”的陈旧执法思想的影响，加至公安机关片面强调逮捕数量，刻意追求逮捕率等原因，不少地方出现“无逮捕必要”被严重忽视的现象。据统计，某基层检察院2004年共办理公安机关提请批捕案件147件250人，经审查批捕130件208人，批捕后的案件经审查起诉和审判，不起诉3件3人，起诉后被法院判处缓刑的26件36人，判处管制的10件10人，单处罚金的2件2人。不起诉、缓刑、管制和单处罚金占捕后起诉案件的31.5%。这种“前捕后放”的现象给人造成执法标准不统一的感觉，暴露出检察机关在“无逮捕必要”的运用上控制过严，与法院判决不接轨，与司法实践不相协调的缺陷。二是不起诉适用率过低。《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据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人民检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实践中对相对不起诉的适用控制很严，适用较少，有的地方要求不诉率从严控制在5%幅度之内，有的地方实行了2%的不诉率临界线黄牌预警制，有的甚至将不诉率纳入公诉部门“五率”考核（“五率”指无罪判决率、撤回起诉率、不起诉率、抗诉成功率和追诉纠错率）的一项重要指标，以不诉率的高低作为考评公诉工作的优劣。形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观上主要是受“免予起诉”滥用阴影的困扰，担心一旦放开对不起诉的控制，会重蹈“免予起诉”的覆辙，造成“不起诉决定”的滥用，滋生司法腐败，影响司法公正。客观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03条规定，对于相对不起诉决定被不起诉人申诉的，人民检察院的处理方法是维持不起诉决定，或者撤销不起诉决定由审查起诉部门提起公诉，缺乏根本纠正错误的处理方法，导致实践中被不起诉人不敢提出申诉。相对不起诉救济程序的立法缺陷，也使检察机关内部不得不采取限制适用的措施加以弥补。这种限制相对不起诉适用的做法不能体现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也使司法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降低了司法效率。
三、确保轻缓刑事政策正确适用的若干建议
1、应引进暂缓起诉措施，限制刑罚的适用范围。暂缓起诉，是指检察机关及其检察官对于触犯刑法的犯罪嫌疑人，根据其犯罪性质、年龄、处境、犯罪危害程度及犯罪情节和犯罪后的表现等情况，依法认为没有必要立即追究其刑事责任而作出的暂时不予提起公诉的制度。首先，暂缓起诉制度符合刑罚个别化和轻刑化的刑事政策。其次，暂缓起诉制度是起诉便宜主义在我国司法中的体现。最大限度兼取起诉法定主义和起诉便宜主义的长处，从而使诉讼程序更为合理和科学，是符合国际通行做法的，体现我国刑事法律与时俱进思想的一项制度创新，有利于实现刑罚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再次，暂缓起诉制度有利于经济合理使用司法资源。刑事诉讼程序环节的减少缩短了诉讼时间，减轻了讼累，节省了人力、物力等司法资源，可以使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更为严重的刑事犯罪案件的起诉和审判中去，以提高诉讼质量和诉讼效率。最后，暂缓起诉制度有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了从实质上限制刑罚的适用范围，体现宽松刑事政策思想，检察机关应当取消人为对不起诉适用的限制措施，扩大不起诉范围，同时尽快引进暂缓起诉措施。
2、应借鉴恢复性司法理念，确立刑事调解制度。恢复性司法是对刑事犯罪通过在犯罪方和被害方之间建立一种对话关系，以犯罪人主动承担责任消弭双方冲突，从深层次化解矛盾，并通过社区等有关方面的参与，修复受损社会关系的一种替代性司法活动。我国现行的刑事司法是以国家起诉和对被告人判刑为主要模式的，这种模式不仅带来监狱压力大、司法成本高的后果，而且严重忽略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所应具有的本体地位。恢复性司法作为一种全新的刑事司法模式，对大量的轻微刑事案件乃至邻里纠纷给予关注，尽可能在犯罪的早期阶段介入，通过化解人际关系，减少社区矛盾来预防犯罪。这种旨在提升被害人和犯罪人的满意度、降低再犯率的司法模式与我国传统的调解制度所蕴涵的“和为贵”的理念相一致。调解制度作为一种处理轻微刑事案件的方法，给冲突双方解决冲突提供了机会。对此类轻微犯罪案件，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应当允许当事人和解后由侦查机关撤案或由检察机关作不起诉处理，这样做好处有三：一是有利于缓解矛盾，稳定社会，促进公民之间的宽容、和解；二是有利于帮教和改造罪犯，减少危害社会的犯罪因素；三是有利于司法经济，缓解目前司法机关案多人少和监管场所紧张的状况，利于集中精力查办大案要案。
3、应扩大简易程序和被告人认罪案件简化审的适用范围。笔者认为，高法对刑诉法第174条可适用简易程序情形的限制性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如解释中被告人对于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予以否认的不应当适用简易程序一项，公诉部门将案件起诉基于的标准就是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刑诉法第46条明确规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因此，将被告人认罪与否作为能否适用简易程序的理由显然是不符合立法本意，建议取消这一要件，以便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同时，对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的案件，能够简化审理的，要积极主动建议人民法院适用；对于被告人及辩护人提出建议适用普通程序简化审理的案件，经审查认为符合条件的，应当同意并向人民法院建议适用。
4、应对未成年人、在校学生轻罪实行非刑事化处理。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是犯罪构成中的特殊主体。这两类主体涉嫌的犯罪主要是轻罪，通常其主观恶性不深。同时，未成年人犯罪与他们生理、心理发育不成熟有直接关系，特别是培养一名大学生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社会成本很高，若仅因一次情节较轻的犯罪而对其简单地科处刑罚，将他们抛向社会，必然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并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检察机关应尽可能地在与学校达成共识、征询被害人的意见、并与公安机关协调配合的基础上，对涉嫌轻罪的未成年人和在校学生进行非刑事化处理，具体途径就是退回公安机关作撤案处理。此举在政策层面上，符合“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在法律层面上，也符合“两高”相关的司法解释。
总之，检察机关应当结合国情，择善从长，有选择地借鉴他国在轻罪刑事政策领域的一些制度和措施，并在轻罪犯罪案件的非监禁处置领域形成一个总揽全局的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