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进一步做好涉及饮用水源环境事件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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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政府


外地在京购房交易试行办法
北京市政府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本市房地产市场交易行为，保障交易双方的合法权益，依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及本市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北京市房地产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交易中心）进行的房地产交易活动（以下简称场内交易）均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交易中心接受北京市房地产交易市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房地产交易管委会）的指导、协调、监督。
进场交易应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四条 从事场内交易的行为主体须有下列合法有效证件：
（一）房地产开发企业须有市建委核发的资质证书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
（二）房地产经纪机构须有市房地局核发的资质证书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
（三）房地产评估机构须有市房地局、市物价局核发的资质证书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
（四）物业管理公司须有市房地局核发的资质证书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
（五）其他交易行为主体须有合法有效的证件。
第五条 场内交易的房地产，须具有合法有效的所有权证明或确权证明，以及其他合法有效的证明、证件。
第六条 场内交易的房地产，其交易价格按市物价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七条 凡到交易中心办理房地产买卖、租赁手续或申办权属证件的，均需到设立交易中心的市房地局办事机构办理相关手续。
第八条 经获准在场内进行房地产价格评估、房地产经纪、房地产法律咨询、现场服务等活动的中介机构，须按本办法开展业务，并按国家有关规定合理收取费用，依法缴纳税费。
第九条 在交易中心内进行房地产广告宣传活动，须到驻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办理登记手续。

第二章 房屋的出售和购买
第十条 凡获准在交易中心出售的房屋，其出售范围是：
（一）外销商品房屋可以向境外的企业、组织、个人和境内的企业、组织以及具有本市身份证的个人销售，可向具有合法有效的身份证件和本市公安机关核发的暂住证的外省市个人出售；
（二）内销商品房屋可以向中央在京的单位（含部队），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经济特区的驻京办事处、联络处，本市党政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及具有本市身份证的个人销售，也可向具有合法有效的身份证件和本市公安机关核发的暂住证的外省市个人出售；
（三）存量房屋（含经住房制度改革的房屋）可以向本条上述规定的单位和个人出售。
第十一条 出售房屋须提交下列证件：
（一）出售外销商品房屋的，须有市房地局核发的外销商品房销售许可证；
（二）出售内销商品房屋的，须有市房地局核发的北京市商品房销售许可证；
（三）出售存量房屋的，须有所有权证明或确权证，出售经住房制度改革存量房屋的，还须具有市政府房改办批准的文件。
第十二条 购买外销商品房屋须提交下列证件：
（一）本市个人须有本市的身份证；
（二）外省市个人须有合法有效的身份证件和本市公安机关核发的暂住证；
（三）国内单位须有有关部门批准登记注册的文件；
（四）境外个人须有有效的护照、身份证件；
（五）港、澳、台企业须有登记注册的文件、董事会决议并经当地公证、按规定转递的其它合法有效文件；
（六）外国企业须有登记注册的文件和董事会决议，并经当地公证、该国外交部或其授权机构和中国驻该国使（领）馆认证的合法有效文件。
第十三条 购买内销商品房屋须提交下列证件：
（一）中央在京单位（含部队），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经济特区驻京的办事处须有市建委批准的文件；
（二）市属单位及外省市驻京联络处须有市计委批准的文件；
（三）区、县属单位须有区、县计委批准的文件；
（四）本市其他经济组织、社会团体须有其权力机构或主管部门批准的证明文件；
（五）本市个人须有本市的身份证；
（六）外省市个人须有合法有效的身份证件和本市公安机关核发的暂住证。
第十四条 凡符合本办法规定的条件并达成买卖内外销商品房屋的买卖双方，均须签订由市房地局统一印制的商品房屋买卖契约；达成买卖其它商品房屋的买卖双方，须签订商品房购销合同。
第十五条 买卖双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契约或购销合同后30日内，须到设在交易中心的市房地局办事机构办理立契过户手续、申领房产权属证件，并按规定到有关部门驻场内的办事机构缴纳税费。



1997年11月1日
司法过程的遵守法律、同情弱者与道德规制—关于梁丽案件答某些不同于我的观点的网络留言

龙城飞将


一、 本文的由来

　　关于梁丽案件，我近来写了几篇文章。我一贯以来的观点是，法律问题谈法律，法理问题（包括道德问题）谈法理。
　　若说到同情弱者，只能是在法律问题既定的情况下谈。这就是，根据法律规定对犯罪嫌疑人以什么样的处罚，根据法律规定首先可以在定罪与量刑时予以怎样的减轻处罚的考量。在这个基础上再考虑是否真正地从同情弱者角度进行刑侦、起诉与审理的司法过程。
　　前几天，在雅典学园看到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何兵教授的一篇文章：《深圳机场拾金案：同情弱者，但更要保护秩序》。他这篇文章是发表在《南方都市报》上，再加上他是中国法学最高学府的法学院副院长，他讲话对法学的学术与司法的实践均有较大的影响。我发现教授的文章下面有不少网友的留言，其中一些留言不同意教授的观点，例如：
　　[未注册用户] 何帆 评论： 2009-10-05 09:48:05
　　感觉文章写的很模糊，何老师认为既可以是侵占又可以是盗窃，个人感觉这种思维方式不好。另外，主观是靠客观反映出来的，不能单纯寻找主观，到目前我就是没有看到原始证据，机场视频，所以说我无法在没有真实证据的情况下做出判断
　　回应 [举报] 2009-10-05 09:48:05

　　仔细读过教授的文章后，觉得教授的观点有许多地方有待于商榷。为此，我写了两篇文章：其一是《深圳机场拾金案：同情弱者，保护秩序，更要遵守法律规定——与何兵副院长一些观点进行商榷》[1]，其二是《关于梁丽案件再次向副院长何兵教授求教》[2]。

　　雅典学园的网友oldfrankly给我留言说：
　　“同情弱者是没有错的，维护秩序也是好的，但遵守法律，却要先看看这个法律是不是个良法。就好像同情弱者的同时也要考虑：可怜之人也许有可恨之处，是不是装弱啊”。
　　“有点疑惑：你那个分析‘拒不返还’的一、二、三、四的顺序，好像有点太偏袒那个捡了东西不还的人。都法院判了要强制执行了还赖，然后还要到第四点才认定拒不，那样有点迂”。
　　为此，我写下下面这些文章，从遵守法律（包括良法与恶法问题）、同情弱者（在法律框架下）和道德裁制（我们也可以包括一些行政措施，如深圳机场对清洁工的一些纪律约束等）三个方面对他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应当清楚区分司法过程遵守法律、同情弱者以及道德规制

　　一般情况下，我们提倡遵守法律，包括公民和政府，也包括具体事件上的行为人与司法人员。在这种情况下，在我们的国家体制下，一般情况下没有恶法，因为法律大多经过较漫长的立法过程，立法者们一般都要考虑人民群众对某项法律的反应，以及该项法律影响到哪些人的利益。最大的可能是有些法律规定不十分清晰，在执行的时候使得人们多有不便之处。
　　具体到刑事法律，当代各国一个共同的趋势就是罪刑法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存疑有利于被告，民主的要求、人权的要求、国家体制的要求使然。这种理念与立法与旧社会“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是截然对立的。
　　遵守法律不等于同情弱者，同情弱者不等于在道德层面上纵容梁丽这种行为。这是三种不同的境界，法学家何兵先生正在混淆了这三者的区别，而我经常讲到人民群众在这样的法律问题上却是十分清楚的。
　　何教授的观点从道德的角度没有问题，但从法律的角度就禁不住推敲，所以才我的文章写出来与教授商榷，才有一些网友在教授文章下面留言对他的观点予以反对。

三、司法过程应当遵守法律

　　我一贯主张，刑侦阶段才存在疑难案件，在起诉和法院审理阶段不存在疑难案件[3]。梁丽案件，事实是清楚的，公检法都应当遵守法律的规定进行司法活动。
　　具体到梁丽案件来说，公安，先是接到报案，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下，涉及价值300万元的珠宝，以盗窃罪立案没有任何问题。但公安人员找到梁丽后，公安局仍坚持梁丽是盗窃罪嫌疑，就说不过去了。公安两次补充侦查都没有向检察院提供强有力的证明梁丽的行为符合盗窃罪的证据。
　　接下来说检察院，得到的信息是它一直不认为梁丽符合盗窃罪特征，最后也以此为理由结束案件。我不认为它是受到舆论的压力，是民意与法意的冲突，我认为深圳检方在梁丽案件上是遵守法律，即遵守刑法和刑事诉讼法。

四、司法过程同情弱者，应当以遵守法律为前提

　　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若对嫌疑人定罪，则考虑到嫌疑人的特殊情况，予以一定的同情，这是法律体现温情的一面。在我国，人们亦承认刑法理论中的谦抑性，即可用刑法解决问题，亦可用民法或道德解决问题的，尽量不用刑法。在罪名既定的情况下，量刑可轻可重的情况下，尽量偏轻。我国在法律规定的框架下体现对弱者的同情，主要体现在法律的规定和司法实践两个方面。

　　法律规定方面：
　　其一，刑法的相关规定：
　　刑法是直接作用于犯罪嫌疑人，在行为人是否犯罪事实或者已然犯罪且事实清楚的情况下，就涉及到对他确定罪名和刑罚的幅度，即定罪量刑。此时的法律有其温情的一面。
　　从犯罪情节方面：犯罪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4]。“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5]。
　　从罪犯年龄及是否怀孕妇女方面：“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6]。“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7]。
　　从罪犯是否精神病人或聋哑人方面：“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8]。“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犯罪，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9]。
　　 从罪犯的社会危害性方面：“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10]。
　　其二、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
　　刑事诉讼法是规范司法过程及司法机构和司法人员行为的法律，“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必须严格遵守本法（指刑事诉讼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11]。该法对公检法人员亦提出了同情弱者的要求：
　　刑事诉讼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一）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二）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三）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四）依照刑法告诉才处理的犯罪，没有告诉或者撤回告诉的；（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六）其他法律规定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12]。
　　案件进入法院审理过程后，“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二）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三）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13]。其中第三款是十分清楚的有利于被告人的规定。
　　司法实践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