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布《台湾地区商标注册申请人要求优先权有关事项的规定》及相关书式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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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诉讼的类型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救济，并且法院仅在法定的裁判方法范围内采取的诉讼形态。在我国行政诉讼法学领域，对于行政诉讼的类型的研究是一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类型原理的运用也就更为少见。参照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发达国家关于行政诉讼类型的划分，大体上均有撤销之诉、义务之诉、确认之诉、一般给付之诉和赔偿之诉这五大诉讼，除此之外还可能含有机构之诉、公益诉讼和预防性诉讼等。我国诉讼类型的建构也必将以这五大诉讼类型为基准。但是，这几种诉讼均属于事后救济，我国《行政诉讼法》对“未来”的法律保护方式考虑得并不多，对于那些受侵害后便不可恢复的权益的保护却显得无可作为。因而，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创立适合中国“预防性行政诉讼”，对于公民权利的保障，便有了更加深远的意义。

　　一、预防性行政诉讼概述

　　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在行政诉讼制度中都有预防诉讼这一诉讼类型，尽管名称和适用范围不尽相同，但实质上都是公民行使抵抗权，阻却某种行使行政权的行为发生，以防止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创设中国特设的“预防性行政诉讼”，应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参考英国、德国等国的实际情况，对比诸国关于这一概念的不同界定，了解其的来源，再提出一个恰当的概念，分析其特征。

　　（一）预防性行政诉讼在域外的运用

　　1、英国

　　预防性行政诉讼在英国主要体现为英国的禁止令和阻止令。

　　英国司法审查的救济手段分为公法上的救济手段和私法上的救济手段两种。禁止令属于公法上的救济手段，是高等法院王座分院对低级法院和行政机关所发出的特权命令，禁止他们的越权行为。适用于一切低级法院和行政机关的越权的决定，但是只用于作出前和在执行过程中的决定。

　　阻止令则是一种私法上的救济手段，是法院要求一方诉讼当事人不为一定的行为或为一定的行为的命令。 我们可以将其这样简单的理解：前者是一种消极性的禁令，主要是防止违法行为的发生或者延续；后者则为一种积极性的禁令，阻止消极违法行为继续存在。行政法上适用的阻止令是法院阻止当事人为一定行为的命令，其作用相当于公法救济手段上的禁止令，仅适用范围不一样。阻止令既可以在诉讼结束时发出，以确认已经确立的法律关系；也可以在诉讼进行当中或者开始时发出，称为“中间性阻止令”，以维持现状待法院最后判决。

　　2、德国

　　预防性法律保护针对的是行政机关的将来（预期）的作为或不作为而为公民提供的法律保护，包括预防性确认之诉和预防性停止作为之诉。其停止作为之诉主要包括针对国家管理的事实行为的停止作为之诉和针对行政行为和规范的预防性停止作为之诉。对是否应为公民提供预防性法律保护的问题，在德国曾经有过长期的争论。反对意见认为，在未来的行政行为是否一定会作出以及在个案中具体会如何作出并不确定的情况下，没有必要给公民提供（预防性的）法律保护。这一意见在联邦行政法院得到了认可。但联邦行政法院同时认为，虽然通常情况下没有必要给公民提供预防性法律保护，但是，当公民对预防性法律保护有特别需要时，应为其提供预防性法律保护。至于《行政法院法》第43条第2款规定的确认之诉相对于撤销之诉和义务之诉的附属地位，则早已为判例所突破。在通常情况下，公民可以在预防性停止作为之诉和预防性确认之诉之中作出选择。此外，规范颁布之诉也在一定意义上属于预防性之诉。

　　（二）预防性行政诉讼的概念和特征

　　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在行政诉讼制度中都有预防诉讼这一诉讼类型，尽管名称和适用范围不尽相同，但实质上都是公民行使抵抗权，阻却某种行使行政权的行为发生，以防止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因此，可以给预防性行政诉讼下一个大体的概念，即“为了避免给行政相对人造成不可弥补的权益损害，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允许行政相对人在行政决定付诸实施之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审查行政决定的合法性，阻止违法行为实现的诉讼”。 据此概念，对照一般行政诉讼，很简单便能发掘预防性行政诉讼有以下特征：

　　第一，预防性。我国现行行政诉讼以事后的司法救济为中心，行政相对人只有在其权益受到损害后才能提起救济，而预防性行政诉讼则不同，其主要是在当事人发生损害之前就提起诉讼，阻止行政决定的执行，以防止行政决定造成不可弥补的权益损害。

　　第二，直诉性。 “直诉”即直接诉讼的意思。预防性行政诉讼是在行政决定付诸实施之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法院审查行政决定的合法性，阻止违法行为实现的诉讼。从其定义我们可以看出其不受我国现行的所谓的“行政救济牵制原则”的制约。我国行政法学界所谓的“行政救济前置原则”与美国行政法所谓的穷尽救济原则内容大体相似，即当事人在没有利用一切可能的行政救济以前，不能申请法院针对于他不利的行政决定作出裁判，亦即当事人在寻求救济时，首先必须利用行政内部存在的最近的和最简便的救济手段，然后，才能请求司法救济。该原则在对于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不乏积极作用，但是对于保护那些一经损害便不可恢复的权益确实乏善可陈。而预防性行政诉讼的直诉性恰正好可以弥补这个缺陷，跳过“行政救济前置原则”，直接进入司法程序。

　　第三，起诉停止执行性。起诉不停止执行制度作为行政诉讼的基本审判制度，是当前《行政诉讼法》修改中被关注的重要内容。该制度的指导思想及其具体设计存在严重问题：以起诉不停止执行作为原则，容易使原告权益保护落空；赋予了被告裁量权和法院裁判权，但相关程序规范严重缺失,为保护原告权益设置的例外规定成为空设。预防性行政诉讼的目的在于保护那些不可恢复的合法权益，因此，应具备停止性。

　　二、预防性行政诉讼的适用范围

　　预防性行政诉讼是一类极为特殊的行政诉讼，适用于权利受到即将发生的，或正在持续的权力行为的侵害，其目的在于防止一个尚未发生实际效果的公权措施。在这一类诉讼中，司法权的触角延伸到了行政的过程之中，直接涉及到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相互关系，因此应严格的限制其适用范围，否则将造成司法对行政的过分干预。预防诉讼实质上是停止或结束行政程序的请求权，其前提是行政机关具有威胁胜的行为必须能足够具体地显示出，它可能成为一个预防诉讼的标的。

　　预防诉讼适用的主要案件应是可能造成重大不可挽回的物质损失或产生不可消除的恶劣影响的特别限定的重大案件，这类案件往往事后的法律救济都无助于原告实现其目的。根据上述适用条件，参照国外的实践经验，以及国内相关学者的学说，结果我国实际情况，预防性行政诉讼的适用范围应界定在以下几种情况。

　　（一）涉及到侵犯行政相对人人身自由的行政行为

　　人身自由权是公民基本的人权，一经侵犯或损害，其给行政相对人造成的人身、精神和财产上的损失是不可恢复的，更是无法用金钱去弥补的。根据《国家赔偿法》第26条的规定 ：“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半年度职工的平均工资计算。”根据《国家赔偿法》规定，我国的国家赔偿原则只是一种慰抚性的赔偿原则，当事人所的赔偿仅具有象征意义，其数额低于所受损失。因此，对于涉及到可能侵犯人身自由的行政行为应该将其纳入预防性行政诉讼的适用范围。我国目前涉及到可能侵犯人身自由的行政决定主要有两种，即行政拘留和劳动教养。

　　行政拘留是指法定的行政机关（专指公安机关）依法对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人，在短期内限制人身自由的一种行政处罚。行政拘留是最严厉的一种行政处罚，通常适用于严重违反治安管理但不构成犯罪，而警告、罚款处罚不足以惩戒的情况。行政拘留限制的是公民的人身自由，而人身自由权是宪法所规定的一种基本权利。这样的做法没有体现宪法和法律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护，忽视了人身自由权的特殊性。即便在大陆法系的行政处罚法中，也没有人身自由罚。

　　中国的劳动教养制度是根据1957年8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8次会议批准颁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建立的，依照法律规定，劳动教养不是刑事处罚，而是为维护社会治安，预防和减少犯罪，对轻微违法犯罪人员实行的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但是劳动教养不经正当的司法程序，不需审判，甚至剥夺了被劳教人员上诉的权利，仅由劳动教养委员会审查决定，事实上是由公安机关或党政领导决定，就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长达3年，还可延长为4年，明显违宪，人身自由一经损害，便无法恢复。

　　（二）可能造成重大不可挽回的物质损失或产生不可消除的恶劣影响的特别限定的重大案件

　　这类案件往往事后的法律救济都无助于原告实现其目的。比如时下的低水平重复建设这个问题，又如对行政相对人的名誉、精神造成损害的情况。此类行政决定，一经做出，其造成的损害便不可恢复或恢复明显不经济，，故将其列入预防性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符合法理的，也是符合当代民众的切实目的的。

　　（三）重复作出已被确认为违法的行政行为

案例一：李某抢劫案
李某乘坐陈某的出租车。到达目的地后，车费160元，李某仅支付100元车费，想赖掉剩下的60元车费，于是李掏出水果刀威胁司机陈某让自己离开。陈某反抗与李某扭打并大声呼救，李某将陈某刺伤后逃走。

案例二：周某抢劫案
蔡某介绍周某做生意并借给周某3万元，周给蔡出具了借条。后周某在生意中亏本，迁怒于蔡某，不想归还蔡某的借款。某日，周某伙同张某将蔡某拘禁，逼迫其交出3万元的借条。同时，又逼迫蔡某以急用钱为名，叫其姐姐将5万元打入蔡某的账户。周某、张某从银行取走钱后将蔡某释放。
这二个案例均涉及到财产性利益能否成为抢劫罪对象的问题。
一般而言，财产性利益相对于具体的财物而言，是指具有财产价值的利益，如债权、股权及其凭证，车票、船票等。我国刑法将抢劫罪的对象规定为“公、私财物”,没有指明其是否包括财产性利益。关于财产性利益能否成为抢劫罪的对象，当前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抢劫罪的对象,另一种观点认为财产性利益不能成为抢劫罪的对象。根据刑法理论的通说及司法实践，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抢劫罪的对象，以暴力、胁迫方法强取他人财产性利益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抢劫罪。理由如下：
1、在民法上，财物是能够给人们带来经济利益的物，权利人可直接对其行使权利而无需第三人的协助。
财产性利益虽然不是具体的财物，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它能产生与具体财物相同的效果。如一个企业的财产不仅包括其资金、厂房、设备等，同时也包括了企业的债权。这些债权不会被排除在企业财产之外，它是企业财产的一种特殊形式，与具体的财物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2、将抢劫罪规定的“财物”解释为包括财产性利益，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我国刑法对于诈骗罪、敲诈勒索罪的对象也是规定为“财物”，但是诈骗财产性利益可构成诈骗罪，敲诈勒索财产性利益可构成敲诈勒索罪，在理论上与司法实践中已基本上没有争议。既然这些罪中的财物可以包含财产性利益，抢劫罪中的财物当然也可以包含财产性利益。
3、最高人民法院（2000）第9号批复认为，被告人以暴力、胁迫手段强行夺回欠款凭证，并让债权人在被告人自己写好的收条上签字，以消灭其债务的行为，符合抢劫罪的特征，应当以抢劫罪定罪处罚。
可见，司法实践中已认可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抢劫罪的对象。
因此，案例一李某的行为构成抢劫罪，案例二抢劫借条的数额应计入抢劫数额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