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关于沿用执行“上海外资保险机构暂行管理办法”的请示报告》的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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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关于沿用执行“上海外资保险机构暂行管理办法”的请示报告》的复函
对《关于沿用执行“上海外资保险机构暂行管理办法”的请示报告》的复函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执行副总裁朱泰和先生《关于沿用执行“上海外资保险机构暂行管理办法”的请示报告》收悉。经研究，现函复如下：
《保险法》第148条规定：设立外资参股的保险公司，或者外国保险公司在中国境内设立分公司，适用本法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
《上海外资保险机构暂行管理办法》规定：外资保险机构保险资金的运用渠道包括金融机构存款、购买政府债券、金融债券、企业债券、境内外汇委托放款、股权投资、经批准的其他投资。
因此，在我会没有出台新的有关外资保险机构管理办法之前，你公司可继续沿用《上海外资保险机构暂行管理办法》中关于保险资金运用的有关规定。
1999年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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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听证程序作为实现程序正义的具体措施之一, 在实现政府行为的公开、公正、透明和确保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现实作用。而在行政决策过程中设置听证程序，让参加听证会的各方代表就所提供的决策备选方案的优劣充分发表自己的看法，可达到集思广益的目的。目前，我国在行政决策领域引入听证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还需要人们在多方面作出努力，从而使听证制度不断得到完善。
【关键词】行政决策；听证制度；行政参与
2002年1月12日，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行政决策听证会--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实行政府指导价方案听证会。[1]此次听证会的召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是我国首次将听证制度应用于行政决策领域。但由于我国在行政决策领域引入听证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现在还存在许多问题。因此，本文将对我国现有的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现状进行分析， 并探讨对我国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完善。
一、我国行政决策听证发展的现状及不足
行政决策本来不是一个法律范畴中的概念，而是一个行政管理中的概念，在不同的工具书及文献中的定义略有不同[2]，但总的来说，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为行使政府职能，对所要解决的问题，依法拟订方案或选择方案的过程。行政决策听证的适用领域在中国由单行法规定，目前主要适用于政府的定价行为、城市规划、环境保护等领域，范围较窄。[3]且总的来说，目前《价格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律所确定的听证程序被具体的法规、规章以及各级规范性法律文件细化，具有较强的操作性，但是也显现出了一些不足，如法律法规的数量少，效力位阶低，未成体系、现有的法律规定也多存在不明确、少操作性，以及在制度落实当中存在不力情况等。
（一）立法上的不足--制度缺失
法律制度设计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缺乏统一的行政立法规定
由于缺乏统一的行政程序法，我国行政决策听证规则往往由各单行法规定，这就容易造成不同决策领域、不同地区实行不同的听证规则，不利于法治统一，而且听证程序、听证范围、听证主体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律的明确规定，法律没有规定的，行政机关如果不主动采取，就不利于公民更好地参与。
（2） 现有的法律规定缺乏操作性
我国《价格法》、《环境影响评价法》都只规定可以采取召开听证会形式听取意见，未规定任何程序规则，影响了听证制度的运行效果。此外，听证制度的程序也存在不合理。一是听证代表名单保密，妨碍了代表与被代表者的交流。二是听证会组织部门递交听证代表材料的时间太短，准备时间不够。三是听证会时间短，很难保证其对决策真正发挥作用。
（二）实施中的困境--制度虚置
（1） 行政决策听证信息不对称。听证应是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解决社会利益冲突、实现社会和谐的一个机制。相对人在听证会前可以从行政主体获得涉及自己的信息，也可以从听证会上获取行政主体开放的信息。然而，现在有些听证会相对人却无法获得相关信息，更无法运用足够对称的信息，结果听证会往往成了信息发布会，对行政行为的合法和公正并没发挥多少作用。
（2） 听证代表产生方式缺乏透明性。行政决策听证会体现了行政决策的民主、公开，应当让受决策影响的各利益主体都能参与。目前我国行政决策听证代表产生的方法：一是选择一些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作为参加听证会的常任代表；二是推荐与选拔相结合，从各地、各部门推荐的报名者中，通过随机抽取产生代表。这样产生的代表难以真正代表相关利益群体的意见，影响了听证会的效果。
二、完善行政决策听证的制度建设
分析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通过前文对我国行政决策听证发展现状以及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笔者拟在下文提出完善我国行政决策听证的对策。正确的观念是正确行为的先导，因此笔者认为首先应该在全社会培养程序法理念；而任何一种新制度形式在初期发展中，其核心问题就是制度程序如何构建，由此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案就是：构建系统化地行政决策听证制度。
（一）必须更新观念，注重程序法理念的培养
观念是行为的先导， 无论是政府还是公民，树立正确的程序法观念对民主政治建设，对我国在行政决策领域引入听证制度都至关重要。一方面，行政机关应做好有关听证制度的宣传工作，使广大人民群众深入透彻地了解这一制度的作用，从而更好地发挥听证会的作用；另一方面，广大群众应进一步增强参政议政的意识，积极行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勇于参与到行政决策的过程中，对其进行监督。在我国这样一个没有民主参政传统的国家，观念上的更新对听证制度的完善和施行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二） 逐步扩大和明确行政决策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
行政决策听证的适用领域在我国是由单行法规定， 目前主要适用于行政立法、政府的定价行为、城市规划等领域， 范围狭窄。结合我国现有的立法状况和行政决策听证程序的实践，笔者认为从法律制度上确立行政决策听证范围可以遵循以下思路：一是根据现实承受能力，通过颁发单行法逐步扩大的原则；二是在立法技术上应采用听证为原则，不听证为例外。当然，在实践中，我们应当平衡适用行政听证程序所带来的人财物力耗费和综合效益，在成本不大于效益原则的前提下，较简便的听证会甚至是书面的征求意见等简易的听证程序也是允许的。
（三） 确定听证参与人的法定资格
1、听证代表--健全行政决策听证代表遴选机制
听证制度的核心是程序的合法与公正。现在人们对听证代表议论最多的是听证代表产生的过程不公开、不透明，代表的比例不合理。因此，听证代表的产生，应该增加透明度。听证代表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利害关系人，另一类是专家。对于这两类人。应该采取不同的择选标准。对于前者，应以利益为标准，即代表有一定的广泛性；并兼顾到听证代表结构的合理性，使制约机制达到最佳效果。对于后者，应以专业素质为标准，行政机关虽然具有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对某些专业性技术性的行政决策独自承担有点显得力不从心，因此，保证听证会中有一定的专家代表，即听证代表的专业素质往往对听证会的成功与否起到决定性作用。
2、听证主持人
听证主持人是一个处于中立地位的中间人， 不一定是政府部门，地位的中立有利于提高听证的公信力和避免公众对听证公正性的无端猜忌。有关法律、法规没有涉及到听证由谁主持， 但在实际操作中由行政机关负责人指定为多， 主持人很难独立主持听证， 这就可能影响行政决策的公正性。听证主持人主要由专家、学者、人大代表等组成， 他们要负责对听证参加人进行引导并对其所提供的证据进行初步评估， 他们要参与到价格听证的整个过程， 对听证的全过程进行监督， 这样才较客观、公正。
间谍罪是指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或者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的行为。由于刑法学界对间谍罪的研究状况相对较为薄弱，本文即对其中的几个重大疑难的问题进行初步研究。
间谍罪侵犯的同类客体是国家安全，刑法学界对此并无异议，但其直接客体即其本质属性是什么，有学者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有学者认为是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对此，我们认为，国家安全、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作为危害国家安全罪侵犯的同类客体，不宜作为某种具体的犯罪所侵犯的直接客体，特别是在有其他内容可以作为其直接客体的时候，将同类客体的内容直接表述为直接客体的内容更不甚妥当。在我们看来，犯罪的直接客体是指某一犯罪行为所直接侵害或者威胁的具体的社会关系。因此，要准确认定某种犯罪所侵犯的直接客体，必须正确认识该种犯罪的行为方式，有什么样的行为方式，才会有什么样的直接客体，也只有对某种犯罪的行为方式有了正确的认识和理解，才可以正确界定其直接客体。
根据刑法的规定，间谍罪的行为表现形式有三种，一是参加间谍组织，二是接受间谍组织用其代理人的任务，三是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就第一、二种情形而言，由于间谍组织是指外国政府或者境外的敌对势力建立的旨在收集我国情报（含国家秘密），进行颠覆破坏活动等，危害我国国家安全和利益的组织，其行为无疑侵犯的是国家秘密和情报方面的安全以及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安定；就第三种情况而言，为敌人指标轰击目标，通过轰击国内设施而破坏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安定，并进而使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受到侵犯，是敌人进行破坏和颠覆活动的具体表现。就此而言，间谍罪所侵犯的直接客体是国家秘密和情报方面的安全以及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安定。
间谍罪在主观方面是故意，过失不构成本罪。至于行为人在主观方面只能是出于直接故意，还是包括间接故意，刑法学界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本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即行为人明知是间谍组织而有意参加，明知是间谍任务而有意接受，明知对方是敌人而向其指示轰击目标，追求危害国家安全的结果发生。持此观点的学者进一步指出，间谍罪的行为人在主观上还必须具有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的目的。另一种观点认为，间谍罪在主观方面既可以由直接故意构成，也可以由间接故意构成，即行为人明知其间谍行为会发生危害国家安全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对此，我们认为，主张本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的观点值得研究，而主张本罪既可以由直接故意又可以由间接故意构成的观点尽管结论正确，但将本罪的结果界定为“危害国家安全”显然没有把握住本罪的特殊性，同时，这种表述直接将刑法总则关于犯罪故意的概念作为认定本罪属于直接故意犯罪的根据，而刑法总则中关于犯罪故意的概念存在着不甚协调的地方，并且不能涵盖所有的故意犯罪，仅仅适用于那些以法定的危害结果为犯罪成立要件的直接故意犯罪之中，如果某种犯罪根本不会发生法定的危害结果，或者法律没有将一定的危害结果作为其犯罪成立要件，那么，这种希望或者放任就不能说是对结果的放任，而仅仅是对行为的希望或者放任。而在我国刑法中又大量地存在着非结果犯，如举动犯、行为犯，而这些形态的犯罪并不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对物质性危害结果的希望或者放任。对结果犯而言，我们可以从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态度上判断是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但对于那些非结果犯如行为犯、举动犯而言，则不能也无法从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态度上判断出是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只要求行为人认识到自己在实施一个作为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的事实行为，并且积极实施即可，并不要求也不可能要求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态度。也就是说，在行为犯中，行为人对其行为可能发生的危害结果的实际态度不属于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不是犯罪故意的内容。
在我们看来，要正确界定间谍罪的罪过形式，必须准确认识、理解和把握本罪的行为方式。根据刑法的规定，本罪有三种行为方式：一是参加间谍组织，二是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三是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就第一种行为方式而言，行为人只要明知是间谍组织而参加的，即成立故意，这种故意的内容显然是期待着这样的一种结果：成为间谍组织的一员。既然有如此期待，当然无以存在间接故意的可能；就第二种行为方式而言，行为人明知是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而予以接受的，即成立故意，这种故意的内容显然仅仅是将任务接受下来，只要予以接受即构成本罪的故意，并不以行为人在实际上执行了具体的任务为必要。接受任务与执行任务并不是一回事，接受任务是本行为方式的直接结果，而执行任务则是接受任务以后造成的间接结果，执行某一任务当然意味着期待和追求，而接受某一任务则并不排除被动接受的“间接故意”的可能性；就第三种行为方式而言，只要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即足以成立故意，在此，“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的直接结果是“目标被敌人发现”，而不是“目标被敌人炸中”，不能将后者作为这种行为的结果。显然。这种故意的内容不仅仅包括着希望目标被敌人发现，也包括着对“目标被敌人发现”这种结果的漠不关心，当然不可排除间接故意存在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本罪的故意内容既包括着直接故意，又包括着间接故意：就“参加间谍组织”行为而言，只能是直接故意；就“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和“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而言，既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
北安市人民法院 钱贵
【关键词】行政决策；听证制度；行政参与
2002年1月12日，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在北京主持召开了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行政决策听证会--部分旅客列车车票实行政府指导价方案听证会。[1]此次听证会的召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是我国首次将听证制度应用于行政决策领域。但由于我国在行政决策领域引入听证制度尚处于起步阶段，现在还存在许多问题。因此，本文将对我国现有的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现状进行分析， 并探讨对我国行政决策听证制度的完善。
一、我国行政决策听证发展的现状及不足
行政决策本来不是一个法律范畴中的概念，而是一个行政管理中的概念，在不同的工具书及文献中的定义略有不同[2]，但总的来说，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为行使政府职能，对所要解决的问题，依法拟订方案或选择方案的过程。行政决策听证的适用领域在中国由单行法规定，目前主要适用于政府的定价行为、城市规划、环境保护等领域，范围较窄。[3]且总的来说，目前《价格法》、《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律所确定的听证程序被具体的法规、规章以及各级规范性法律文件细化，具有较强的操作性，但是也显现出了一些不足，如法律法规的数量少，效力位阶低，未成体系、现有的法律规定也多存在不明确、少操作性，以及在制度落实当中存在不力情况等。
（一）立法上的不足--制度缺失
法律制度设计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缺乏统一的行政立法规定
由于缺乏统一的行政程序法，我国行政决策听证规则往往由各单行法规定，这就容易造成不同决策领域、不同地区实行不同的听证规则，不利于法治统一，而且听证程序、听证范围、听证主体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律的明确规定，法律没有规定的，行政机关如果不主动采取，就不利于公民更好地参与。
（2） 现有的法律规定缺乏操作性
我国《价格法》、《环境影响评价法》都只规定可以采取召开听证会形式听取意见，未规定任何程序规则，影响了听证制度的运行效果。此外，听证制度的程序也存在不合理。一是听证代表名单保密，妨碍了代表与被代表者的交流。二是听证会组织部门递交听证代表材料的时间太短，准备时间不够。三是听证会时间短，很难保证其对决策真正发挥作用。
（二）实施中的困境--制度虚置
（1） 行政决策听证信息不对称。听证应是公众参与政府决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解决社会利益冲突、实现社会和谐的一个机制。相对人在听证会前可以从行政主体获得涉及自己的信息，也可以从听证会上获取行政主体开放的信息。然而，现在有些听证会相对人却无法获得相关信息，更无法运用足够对称的信息，结果听证会往往成了信息发布会，对行政行为的合法和公正并没发挥多少作用。
（2） 听证代表产生方式缺乏透明性。行政决策听证会体现了行政决策的民主、公开，应当让受决策影响的各利益主体都能参与。目前我国行政决策听证代表产生的方法：一是选择一些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作为参加听证会的常任代表；二是推荐与选拔相结合，从各地、各部门推荐的报名者中，通过随机抽取产生代表。这样产生的代表难以真正代表相关利益群体的意见，影响了听证会的效果。
二、完善行政决策听证的制度建设
分析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通过前文对我国行政决策听证发展现状以及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笔者拟在下文提出完善我国行政决策听证的对策。正确的观念是正确行为的先导，因此笔者认为首先应该在全社会培养程序法理念；而任何一种新制度形式在初期发展中，其核心问题就是制度程序如何构建，由此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案就是：构建系统化地行政决策听证制度。
（一）必须更新观念，注重程序法理念的培养
观念是行为的先导， 无论是政府还是公民，树立正确的程序法观念对民主政治建设，对我国在行政决策领域引入听证制度都至关重要。一方面，行政机关应做好有关听证制度的宣传工作，使广大人民群众深入透彻地了解这一制度的作用，从而更好地发挥听证会的作用；另一方面，广大群众应进一步增强参政议政的意识，积极行使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勇于参与到行政决策的过程中，对其进行监督。在我国这样一个没有民主参政传统的国家，观念上的更新对听证制度的完善和施行起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二） 逐步扩大和明确行政决策听证程序的适用范围
行政决策听证的适用领域在我国是由单行法规定， 目前主要适用于行政立法、政府的定价行为、城市规划等领域， 范围狭窄。结合我国现有的立法状况和行政决策听证程序的实践，笔者认为从法律制度上确立行政决策听证范围可以遵循以下思路：一是根据现实承受能力，通过颁发单行法逐步扩大的原则；二是在立法技术上应采用听证为原则，不听证为例外。当然，在实践中，我们应当平衡适用行政听证程序所带来的人财物力耗费和综合效益，在成本不大于效益原则的前提下，较简便的听证会甚至是书面的征求意见等简易的听证程序也是允许的。
（三） 确定听证参与人的法定资格
1、听证代表--健全行政决策听证代表遴选机制
听证制度的核心是程序的合法与公正。现在人们对听证代表议论最多的是听证代表产生的过程不公开、不透明，代表的比例不合理。因此，听证代表的产生，应该增加透明度。听证代表包括两类人，一类是利害关系人，另一类是专家。对于这两类人。应该采取不同的择选标准。对于前者，应以利益为标准，即代表有一定的广泛性；并兼顾到听证代表结构的合理性，使制约机制达到最佳效果。对于后者，应以专业素质为标准，行政机关虽然具有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对某些专业性技术性的行政决策独自承担有点显得力不从心，因此，保证听证会中有一定的专家代表，即听证代表的专业素质往往对听证会的成功与否起到决定性作用。
2、听证主持人
听证主持人是一个处于中立地位的中间人， 不一定是政府部门，地位的中立有利于提高听证的公信力和避免公众对听证公正性的无端猜忌。有关法律、法规没有涉及到听证由谁主持， 但在实际操作中由行政机关负责人指定为多， 主持人很难独立主持听证， 这就可能影响行政决策的公正性。听证主持人主要由专家、学者、人大代表等组成， 他们要负责对听证参加人进行引导并对其所提供的证据进行初步评估， 他们要参与到价格听证的整个过程， 对听证的全过程进行监督， 这样才较客观、公正。
间谍罪是指参加间谍组织或者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或者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的行为。由于刑法学界对间谍罪的研究状况相对较为薄弱，本文即对其中的几个重大疑难的问题进行初步研究。
间谍罪侵犯的同类客体是国家安全，刑法学界对此并无异议，但其直接客体即其本质属性是什么，有学者认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安全；有学者认为是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对此，我们认为，国家安全、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作为危害国家安全罪侵犯的同类客体，不宜作为某种具体的犯罪所侵犯的直接客体，特别是在有其他内容可以作为其直接客体的时候，将同类客体的内容直接表述为直接客体的内容更不甚妥当。在我们看来，犯罪的直接客体是指某一犯罪行为所直接侵害或者威胁的具体的社会关系。因此，要准确认定某种犯罪所侵犯的直接客体，必须正确认识该种犯罪的行为方式，有什么样的行为方式，才会有什么样的直接客体，也只有对某种犯罪的行为方式有了正确的认识和理解，才可以正确界定其直接客体。
根据刑法的规定，间谍罪的行为表现形式有三种，一是参加间谍组织，二是接受间谍组织用其代理人的任务，三是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就第一、二种情形而言，由于间谍组织是指外国政府或者境外的敌对势力建立的旨在收集我国情报（含国家秘密），进行颠覆破坏活动等，危害我国国家安全和利益的组织，其行为无疑侵犯的是国家秘密和情报方面的安全以及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安定；就第三种情况而言，为敌人指标轰击目标，通过轰击国内设施而破坏国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安定，并进而使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受到侵犯，是敌人进行破坏和颠覆活动的具体表现。就此而言，间谍罪所侵犯的直接客体是国家秘密和情报方面的安全以及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安定。
间谍罪在主观方面是故意，过失不构成本罪。至于行为人在主观方面只能是出于直接故意，还是包括间接故意，刑法学界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本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即行为人明知是间谍组织而有意参加，明知是间谍任务而有意接受，明知对方是敌人而向其指示轰击目标，追求危害国家安全的结果发生。持此观点的学者进一步指出，间谍罪的行为人在主观上还必须具有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的目的。另一种观点认为，间谍罪在主观方面既可以由直接故意构成，也可以由间接故意构成，即行为人明知其间谍行为会发生危害国家安全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对此，我们认为，主张本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的观点值得研究，而主张本罪既可以由直接故意又可以由间接故意构成的观点尽管结论正确，但将本罪的结果界定为“危害国家安全”显然没有把握住本罪的特殊性，同时，这种表述直接将刑法总则关于犯罪故意的概念作为认定本罪属于直接故意犯罪的根据，而刑法总则中关于犯罪故意的概念存在着不甚协调的地方，并且不能涵盖所有的故意犯罪，仅仅适用于那些以法定的危害结果为犯罪成立要件的直接故意犯罪之中，如果某种犯罪根本不会发生法定的危害结果，或者法律没有将一定的危害结果作为其犯罪成立要件，那么，这种希望或者放任就不能说是对结果的放任，而仅仅是对行为的希望或者放任。而在我国刑法中又大量地存在着非结果犯，如举动犯、行为犯，而这些形态的犯罪并不要求行为人在主观上对物质性危害结果的希望或者放任。对结果犯而言，我们可以从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态度上判断是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但对于那些非结果犯如行为犯、举动犯而言，则不能也无法从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态度上判断出是直接故意还是间接故意，只要求行为人认识到自己在实施一个作为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的事实行为，并且积极实施即可，并不要求也不可能要求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态度。也就是说，在行为犯中，行为人对其行为可能发生的危害结果的实际态度不属于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不是犯罪故意的内容。
在我们看来，要正确界定间谍罪的罪过形式，必须准确认识、理解和把握本罪的行为方式。根据刑法的规定，本罪有三种行为方式：一是参加间谍组织，二是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三是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就第一种行为方式而言，行为人只要明知是间谍组织而参加的，即成立故意，这种故意的内容显然是期待着这样的一种结果：成为间谍组织的一员。既然有如此期待，当然无以存在间接故意的可能；就第二种行为方式而言，行为人明知是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而予以接受的，即成立故意，这种故意的内容显然仅仅是将任务接受下来，只要予以接受即构成本罪的故意，并不以行为人在实际上执行了具体的任务为必要。接受任务与执行任务并不是一回事，接受任务是本行为方式的直接结果，而执行任务则是接受任务以后造成的间接结果，执行某一任务当然意味着期待和追求，而接受某一任务则并不排除被动接受的“间接故意”的可能性；就第三种行为方式而言，只要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即足以成立故意，在此，“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的直接结果是“目标被敌人发现”，而不是“目标被敌人炸中”，不能将后者作为这种行为的结果。显然。这种故意的内容不仅仅包括着希望目标被敌人发现，也包括着对“目标被敌人发现”这种结果的漠不关心，当然不可排除间接故意存在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本罪的故意内容既包括着直接故意，又包括着间接故意：就“参加间谍组织”行为而言，只能是直接故意；就“接受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的任务”和“为敌人指示轰击目标”而言，既可以是直接故意，也可以是间接故意。
北安市人民法院 钱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