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部关于加强食品卫生监督员着装管理工作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5-16 17:54:56 浏览:8933
来源:法律资料网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卫生部关于加强食品卫生监督员着装管理工作的通知
卫生部关于加强食品卫生监督员着装管理工作的通知
卫生部
为了贯彻国务院关于整顿着装、加强管理的精神，结合各地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对全国食品卫生监督员着装问题，特做如下通知：
1．继续按卫生部、财政部（84）卫防76号文规定，整顿着装范围，严格组织一次检查登记，对超出着装范围的人员，要予以压缩，数字和人员情况要逐级上报。
2．个别未按规定自行改变服装面料和供应标准的要立即予以调整。并于近期将调整情况报我部及财政部。
3．要对监督员进行着装教育，明确要求只能在工作岗位、在执行任务时着装。
4．（略）
5．自即日起，全国制装、着装的管理工作，由卫生部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负责。
1986年4月8日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论二审法官对民事案由的更改权
作者：余秀才[1]
摘要：
案件，在诉讼法理论上又称为“诉”，区分诉与诉的关键在于诉的标的，即法律关系，说到底即案由。同样的事实，换一个案由，就会变成另一个案件，对同一案件中的多个事实，实务中也往往以“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为由对部分事实不予审查，故二审法官若更改案由，则可能使上诉案件变成另一案件，变二审为一审，剥夺双方当事人的上诉权，违反两审终审制。
关键词：
案由、处分原则、不告不理、上诉权、两审终审制
引言：
笔者近日遇到一个案件：上诉人（一审原告）起诉的事实包括四个块：1、建设工程勘察合同（有书面合同），价款7万元；2、合同之外的勘察内容，价款11万余元；3、从案外人处转让来的债权，该部分属建设工程设计合同（有书面合同），价款10万元；4、安全专篇2万元，属垫付款的性质；四块中的内容均在同一张结算单上予以结算。一审以“建设工程勘察合同”为案由立案，并以“债权转让部分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为由对债权转让部分不予审查。二审中，关于本案的案由引发了合议庭的争议：观点一，应定债权纠纷，因为已经进行了结算；观点二，定债权纠纷不当，因为结算只是合同履行的一个步骤，故应定三级案由“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或二级案由“合同纠纷”；观点三，不能更改案由，因为债权转让部分一审“不予审查”，意味着一审未进行实体审理，二审若更改案由纳入审理范围，则将使之由二审变成一审，判决成终审判决，剥夺双方对这一块的上诉权。这引发了笔者的思考，也就引出了本文。
一、案由的重要性和选择案由的必要性
案由是案件的灵魂，是法律关系的浓缩，是适用法律的坐标，是龙之眼，在案件处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案由选择错误必然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如果说立案是每一个案件必经的第一步程序，那么案由选择就是立案的核心程序，是法院划分案件类型的基础和依据。案由的重要性决定选择案由的必要性，其理由主要有：
（一）纠纷的复杂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化、多样化，同一人在同一件事中可能扮演不同的角色，享有不同的权利、承担不同的义务，从而产生责任的竟合。最简单、最常见的，就是乘坐客运车辆因交通事故而受伤或致死，根据受害者主张的权利内容不同和主张对象的不同，可能引发与承运人之间的运输合同之诉、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人身保险合同（自行投保）之诉、与对方肇事车辆或乘坐车辆之间的侵权之诉，如果所乘坐的车辆是（租）借用的、挂靠于某公司的、盗抢的，对方车辆如果投保了交强险，再加上受害者经治疗无效已经死亡且有多个继承人，法律关系就更复杂了。在这种错综复杂、纵横交错、纠缠不清的法律关系中，案由，就成为我们抽丝剥茧的最有利武器。
（二）审理案件的时效性、便捷性和经济性要求必须对案由进行选择和确定。法官不是万能的，案件是有审限的，“迟到的正义非正义”要求我们注重办案效率，打官司是需要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的，这一切决定了我们审理案件必须认准方向，目标明确，围绕中心、抓住重点，不能头发胡子一把抓，为将纷繁复杂的纠纷化繁为简，进行单元细分，案由应运而生，故案由无疑是这一切的基础，案由选择错误，将导致我们犯方向性错误，南辕北辙、事倍功半。
二、司法实务中案由的确定方式（一审）
司法实务中案由的确定，一般有以下三种方式：
（一）由法院立案庭的法官选择确定。这也是实务中最常见、最普遍的做法。这样做的事由和依据是，案由是一个非常庞杂的体系，哪怕是作为基层法院法官的我们，都不可能全部记得，需要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去翻书、查找、确定，对当事人就更不用说了。再加上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人民群众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法律知识欠缺，只知道有纠纷，不知道有案由，由立案庭法官帮助确定案由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当事人自行选择确定。随着国家教育水平的提高，大量的律师和司法工作者的涌现，当事人具有了一定的自主选择案由的能力。笔者在东莞市第三法院工作时，就曾遇到过交通事故致死的家属坚持提起运输合同之诉的案件。
（三）由审判法官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确定案由。其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法[2011]42号）中规定：“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
上述几种案由确定方式，在司法实务中常常会发生冲突：
（一）第一种方式和第二种方式间的冲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法[2011]42号）“三、适用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3、在请求权竞合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当事人自主选择行使的请求权，根据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相应的案由。”之规定，法院立案时基本已按照当事人自主决定的案由立案。故这种冲突已基本解决。
（二）第一种确定方式和第三种确定方式之间的冲突。由前所述，这种冲突仍然适用“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之规定处理。
（三）第二种确定方式和第三种确定方式之间的冲突。这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从笔者前面引用的最高院2011年通知看，一方面“应当按照当事人自主选择行使的请求权，根据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相应的案由。”，即肯定当事人有自主选择案由的权利。另一方面，又允许“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的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存在。究竟如何做，颇有争议。
笔者认为，我国的审判理念，长期受封建社会纠问式诉讼模式的影响，强调法官的主观能动性，在十几年前，甚至调查证据的任务都是由法官完成，直到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出台，这种状况才有所改观，才更改为由当事人自行收集、提交证据。但在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下，我国的法官仍不可能做到真正的被动居中裁判，这使我国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未得到根本改变，所以才有了允许法官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更改案由的规定。
笔者认为，这种做法，这种做法应当一分为二地看待：
1、在当事人无能力自行选择案由的情况下，是可行的，因为其案由本身也是由法官（立案庭）确定的，这种更改从性质上说属于法院内部意见的更改，不涉及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问题；同时，也是应当的，因为这体现了有错必纠的司法理念，即立案庭法官判断错了，审判法官应予以纠正；而且，这种做法有利于彻底解决纠纷。
2、当原告有律师代理诉讼时，当原告坚持按其自行选择的案由进行诉讼时，这种更改就应当受到严格的限制了。因为我民诉法第十三条明文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这是意思自治原则在我国法律中最直接、最明确的规定。故笔者认为，这种情形下，特别是经法官当庭询问和释明，原告仍拒绝变更案由，法官就无权再更改案由，这是对当事人最基本的尊重。因为这种更改和前面一种更改在性质上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纠正的不再是法院工作人员的错误，而是所谓的当事人的“错误”，而这种“错误”只有当事人自身也认识到并同意，法院方得更改。并且，原告都主张只起诉所诉的案由部分的纠纷了，我们更改案由，岂不是超出了原告的诉讼请求？故这也是不告不理原则的要求。
案情简介
2011年9月21日0时许,被告人甲某酒后驾驶一辆轿车在上海市长宁区虹许路近延安西路处,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与乙某驾驶的正常行驶的轿车相撞,甲某与乙某分别下车查看现场。随后,乙某当着甲某的面用手机拨打110报警。此后,两人在原地等候。交警到场后,近距离闻到甲某身上有酒气,遂将甲某带回公安机关。经司法鉴定,案发时被告人甲某血液内的乙醇含量为189mg/100ml,属于醉酒驾驶。
案例选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诉争焦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醉驾人在交通肇事后,明知对方报警仍停留在现场等候民警处理,并在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其行为是否成立自首。
法院判决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甲某的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案发时,对方车主为交通事故而报警,被告人明知报警虽未离开现场,但本案案发是在交警处警时发现被告人身上有酒气所致,不符合主动到案的条件,自首不成立。原审法院遂以被告人甲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其拘役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判决后,被告人甲某不服,提出上诉。
二审经审理认为,上诉人甲某在自知酒后驾驶机动车肇事又明知乙某已向警方报案的情况下,仍在事故现场听候处理,警方抓捕时无拒捕行为,应当视为自动投案；上诉人甲某在接受警方调查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其行为具备自首的构成要件,应认定为自首。二审改判上诉人甲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二个月,缓刑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
判案分析
自首是指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行为。其成立具备两个要件: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颁布的《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犯罪嫌疑人“明知他人报案而在现场等候,抓捕时无拒捕行为,供认犯罪事实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由此明确了现场待捕型自首的法定性。司法解释关于自首的规定同样适用于危险驾驶罪,本案即属于这种现场待捕型自首,被告人行为应当认定为自首。
我们认为,司法实践中认定此类自首,应当根据以下五个条件:
第一,被告人具有投案的主动性和自愿性。自动投案是成立自首的决定性因素,是一般自首的本质特征。所谓自动投案,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之后归案之前,自行投案于有关机关或个人,承认自己实施了犯罪,并自愿置于有关机关或个人的控制之下,等待交代犯罪事实的行为。就本案来说,被告人甲某明知乙某报警,其醉驾行为很快将被发现,其随即也将面临司法制裁。此时,甲某自主选择的余地较大,其可以选择逃离现场拒不到案,也可以选择停留在现场等候处理。在这种对报警行为的后果有清晰认识以及拥有完全的意志、行为选择自由的情况下,甲某并未反对、制止或逃离,而是选择留在现场等候民警,表明其具有将自身置于司法机关管辖、接受惩罚的主观意志,其投案的主动性和自愿性不言而喻。
一审法院认为被害人拨打电话报警仅仅是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报警过程中无人提及酒驾的事情,但被告人最终是因为危险驾驶而被判处刑罚,因此,就酒驾而言,被告人不存在自动投案,其行为不成立自首。但我们认为这一观点对危险驾驶罪的自首认定过于苛刻。虽然在前期报警中没有提到被告人酒驾的情况,但被告人明知他人报警,亦知民警到达现场后必然能闻到酒味,仍然停留在现场等候处理,这就清楚的表明其原意接受司法机关的处置。根据刑法谦抑性原则,我们不应将危险驾驶罪自动投案的范围理解的过于狭窄,应当认定本案被告人具有自动投案情节。
第二,被告人停留在现场的非被动性。被告人在作案后停留在现场,尽管只是消极地的等候民警的抓捕,没有积极主动的投案行为,但也必须是被告人在没有强力控制、可以逃匿的前提下,出于自己的意愿主动留在现场,而不是一种无奈的被动选择。本案中,被告人甲某在案发后,现场仅有被撞车主一人,其完全有能力逃离现场,但其始终没有试图逃离的意思表示和行动,而是一直在现场等候民警的到来,反映出其将自身置于司法机关控制下的主动性和自愿性。
第三、被告人对他人报警的明知性。明知包括两种含义:知道、应当知道。一是行为人看到、听到或者被明确告知已有人报警,二是依照一般常识推断,案发现场应当有人报警。被告人明知他人已经报警,仍未予以制止,可以视为对他人报警行为的一种默许和追认。本案中,发生碰撞后,被害人下车查看车况,随即用电话报警,被告人目睹了全部过程,但并未对其报警行为加以制止或表示反对。被告人对这一行为表示了默许,此时被害人的报警相当于被告人自己的报警,体现了其自动投案的意愿。
第四、对民警处置的服从性。对于停留现场等候民警处置的自首情节,不仅要求被告人具有投案的主动性和自愿性,还要求在民警到达现场后,对案件事实进行调查和采取相应强制措施时,被告人顺从配合无反抗行为。本案中,民警到达现场,闻到被告人身上有酒味后,对其进行了抽血化验,在确认被告人系醉驾后,也采取了相应的强制措施,被告人对于抓捕行为无抗拒,表现出对司法处置的服从性。
第五、供认犯罪事实的如实性。如实供述是自首的另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只有在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才能被认定为自首。本案中,一审判决后,甲某不服,提出上诉,并聘请了辩护人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这些都是被告人相关诉讼权利的正当行使,不影响对被告人认罪、悔罪态度和其行为成立自首的认定。
自首制度的设立,旨在鼓励和引导犯罪人主动归案,最大限度消除隐患,提高司法效率,降低司法成本。本案中被告人虽有醉酒驾驶的情节,但并未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且被告人在事故发生后主动留在现场,抓捕时并无拒捕行为,到案后也如实供述,构成自首,可以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为拘役,符合缓刑的前提条件,同时考虑到本案被告人甲某系自首,并有认罪、悔罪态度等情节,故对其判处缓刑,既符合法律规定,也体现了罪刑相适应原则。
作者：余秀才[1]
摘要：
案件，在诉讼法理论上又称为“诉”，区分诉与诉的关键在于诉的标的，即法律关系，说到底即案由。同样的事实，换一个案由，就会变成另一个案件，对同一案件中的多个事实，实务中也往往以“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为由对部分事实不予审查，故二审法官若更改案由，则可能使上诉案件变成另一案件，变二审为一审，剥夺双方当事人的上诉权，违反两审终审制。
关键词：
案由、处分原则、不告不理、上诉权、两审终审制
引言：
笔者近日遇到一个案件：上诉人（一审原告）起诉的事实包括四个块：1、建设工程勘察合同（有书面合同），价款7万元；2、合同之外的勘察内容，价款11万余元；3、从案外人处转让来的债权，该部分属建设工程设计合同（有书面合同），价款10万元；4、安全专篇2万元，属垫付款的性质；四块中的内容均在同一张结算单上予以结算。一审以“建设工程勘察合同”为案由立案，并以“债权转让部分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为由对债权转让部分不予审查。二审中，关于本案的案由引发了合议庭的争议：观点一，应定债权纠纷，因为已经进行了结算；观点二，定债权纠纷不当，因为结算只是合同履行的一个步骤，故应定三级案由“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或二级案由“合同纠纷”；观点三，不能更改案由，因为债权转让部分一审“不予审查”，意味着一审未进行实体审理，二审若更改案由纳入审理范围，则将使之由二审变成一审，判决成终审判决，剥夺双方对这一块的上诉权。这引发了笔者的思考，也就引出了本文。
一、案由的重要性和选择案由的必要性
案由是案件的灵魂，是法律关系的浓缩，是适用法律的坐标，是龙之眼，在案件处理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案由选择错误必然导致适用法律错误。如果说立案是每一个案件必经的第一步程序，那么案由选择就是立案的核心程序，是法院划分案件类型的基础和依据。案由的重要性决定选择案由的必要性，其理由主要有：
（一）纠纷的复杂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化、多样化，同一人在同一件事中可能扮演不同的角色，享有不同的权利、承担不同的义务，从而产生责任的竟合。最简单、最常见的，就是乘坐客运车辆因交通事故而受伤或致死，根据受害者主张的权利内容不同和主张对象的不同，可能引发与承运人之间的运输合同之诉、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人身保险合同（自行投保）之诉、与对方肇事车辆或乘坐车辆之间的侵权之诉，如果所乘坐的车辆是（租）借用的、挂靠于某公司的、盗抢的，对方车辆如果投保了交强险，再加上受害者经治疗无效已经死亡且有多个继承人，法律关系就更复杂了。在这种错综复杂、纵横交错、纠缠不清的法律关系中，案由，就成为我们抽丝剥茧的最有利武器。
（二）审理案件的时效性、便捷性和经济性要求必须对案由进行选择和确定。法官不是万能的，案件是有审限的，“迟到的正义非正义”要求我们注重办案效率，打官司是需要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的，这一切决定了我们审理案件必须认准方向，目标明确，围绕中心、抓住重点，不能头发胡子一把抓，为将纷繁复杂的纠纷化繁为简，进行单元细分，案由应运而生，故案由无疑是这一切的基础，案由选择错误，将导致我们犯方向性错误，南辕北辙、事倍功半。
二、司法实务中案由的确定方式（一审）
司法实务中案由的确定，一般有以下三种方式：
（一）由法院立案庭的法官选择确定。这也是实务中最常见、最普遍的做法。这样做的事由和依据是，案由是一个非常庞杂的体系，哪怕是作为基层法院法官的我们，都不可能全部记得，需要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去翻书、查找、确定，对当事人就更不用说了。再加上我国人口众多、幅员辽阔，人民群众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法律知识欠缺，只知道有纠纷，不知道有案由，由立案庭法官帮助确定案由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当事人自行选择确定。随着国家教育水平的提高，大量的律师和司法工作者的涌现，当事人具有了一定的自主选择案由的能力。笔者在东莞市第三法院工作时，就曾遇到过交通事故致死的家属坚持提起运输合同之诉的案件。
（三）由审判法官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确定案由。其法律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法[2011]42号）中规定：“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
上述几种案由确定方式，在司法实务中常常会发生冲突：
（一）第一种方式和第二种方式间的冲突。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法[2011]42号）“三、适用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3、在请求权竞合的情形下，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当事人自主选择行使的请求权，根据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相应的案由。”之规定，法院立案时基本已按照当事人自主决定的案由立案。故这种冲突已基本解决。
（二）第一种确定方式和第三种确定方式之间的冲突。由前所述，这种冲突仍然适用“当事人起诉的法律关系与实际诉争的法律关系不一致的，人民法院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之规定处理。
（三）第二种确定方式和第三种确定方式之间的冲突。这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从笔者前面引用的最高院2011年通知看，一方面“应当按照当事人自主选择行使的请求权，根据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相应的案由。”，即肯定当事人有自主选择案由的权利。另一方面，又允许“结案时应当根据法庭查明的当事人之间实际存在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相应变更案件的案由”的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存在。究竟如何做，颇有争议。
笔者认为，我国的审判理念，长期受封建社会纠问式诉讼模式的影响，强调法官的主观能动性，在十几年前，甚至调查证据的任务都是由法官完成，直到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出台，这种状况才有所改观，才更改为由当事人自行收集、提交证据。但在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下，我国的法官仍不可能做到真正的被动居中裁判，这使我国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未得到根本改变，所以才有了允许法官根据查明的案件事实更改案由的规定。
笔者认为，这种做法，这种做法应当一分为二地看待：
1、在当事人无能力自行选择案由的情况下，是可行的，因为其案由本身也是由法官（立案庭）确定的，这种更改从性质上说属于法院内部意见的更改，不涉及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问题；同时，也是应当的，因为这体现了有错必纠的司法理念，即立案庭法官判断错了，审判法官应予以纠正；而且，这种做法有利于彻底解决纠纷。
2、当原告有律师代理诉讼时，当原告坚持按其自行选择的案由进行诉讼时，这种更改就应当受到严格的限制了。因为我民诉法第十三条明文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这是意思自治原则在我国法律中最直接、最明确的规定。故笔者认为，这种情形下，特别是经法官当庭询问和释明，原告仍拒绝变更案由，法官就无权再更改案由，这是对当事人最基本的尊重。因为这种更改和前面一种更改在性质上已经发生了根本改变，纠正的不再是法院工作人员的错误，而是所谓的当事人的“错误”，而这种“错误”只有当事人自身也认识到并同意，法院方得更改。并且，原告都主张只起诉所诉的案由部分的纠纷了，我们更改案由，岂不是超出了原告的诉讼请求？故这也是不告不理原则的要求。
案情简介
2011年9月21日0时许,被告人甲某酒后驾驶一辆轿车在上海市长宁区虹许路近延安西路处,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与乙某驾驶的正常行驶的轿车相撞,甲某与乙某分别下车查看现场。随后,乙某当着甲某的面用手机拨打110报警。此后,两人在原地等候。交警到场后,近距离闻到甲某身上有酒气,遂将甲某带回公安机关。经司法鉴定,案发时被告人甲某血液内的乙醇含量为189mg/100ml,属于醉酒驾驶。
案例选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诉争焦点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醉驾人在交通肇事后,明知对方报警仍停留在现场等候民警处理,并在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其行为是否成立自首。
法院判决
原审法院认为,被告人甲某的行为构成危险驾驶罪。案发时,对方车主为交通事故而报警,被告人明知报警虽未离开现场,但本案案发是在交警处警时发现被告人身上有酒气所致,不符合主动到案的条件,自首不成立。原审法院遂以被告人甲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其拘役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判决后,被告人甲某不服,提出上诉。
二审经审理认为,上诉人甲某在自知酒后驾驶机动车肇事又明知乙某已向警方报案的情况下,仍在事故现场听候处理,警方抓捕时无拒捕行为,应当视为自动投案；上诉人甲某在接受警方调查时如实供述犯罪事实,其行为具备自首的构成要件,应认定为自首。二审改判上诉人甲某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二个月,缓刑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千元。
判案分析
自首是指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行为。其成立具备两个要件: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颁布的《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体问题的意见》,犯罪嫌疑人“明知他人报案而在现场等候,抓捕时无拒捕行为,供认犯罪事实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由此明确了现场待捕型自首的法定性。司法解释关于自首的规定同样适用于危险驾驶罪,本案即属于这种现场待捕型自首,被告人行为应当认定为自首。
我们认为,司法实践中认定此类自首,应当根据以下五个条件:
第一,被告人具有投案的主动性和自愿性。自动投案是成立自首的决定性因素,是一般自首的本质特征。所谓自动投案,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之后归案之前,自行投案于有关机关或个人,承认自己实施了犯罪,并自愿置于有关机关或个人的控制之下,等待交代犯罪事实的行为。就本案来说,被告人甲某明知乙某报警,其醉驾行为很快将被发现,其随即也将面临司法制裁。此时,甲某自主选择的余地较大,其可以选择逃离现场拒不到案,也可以选择停留在现场等候处理。在这种对报警行为的后果有清晰认识以及拥有完全的意志、行为选择自由的情况下,甲某并未反对、制止或逃离,而是选择留在现场等候民警,表明其具有将自身置于司法机关管辖、接受惩罚的主观意志,其投案的主动性和自愿性不言而喻。
一审法院认为被害人拨打电话报警仅仅是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报警过程中无人提及酒驾的事情,但被告人最终是因为危险驾驶而被判处刑罚,因此,就酒驾而言,被告人不存在自动投案,其行为不成立自首。但我们认为这一观点对危险驾驶罪的自首认定过于苛刻。虽然在前期报警中没有提到被告人酒驾的情况,但被告人明知他人报警,亦知民警到达现场后必然能闻到酒味,仍然停留在现场等候处理,这就清楚的表明其原意接受司法机关的处置。根据刑法谦抑性原则,我们不应将危险驾驶罪自动投案的范围理解的过于狭窄,应当认定本案被告人具有自动投案情节。
第二,被告人停留在现场的非被动性。被告人在作案后停留在现场,尽管只是消极地的等候民警的抓捕,没有积极主动的投案行为,但也必须是被告人在没有强力控制、可以逃匿的前提下,出于自己的意愿主动留在现场,而不是一种无奈的被动选择。本案中,被告人甲某在案发后,现场仅有被撞车主一人,其完全有能力逃离现场,但其始终没有试图逃离的意思表示和行动,而是一直在现场等候民警的到来,反映出其将自身置于司法机关控制下的主动性和自愿性。
第三、被告人对他人报警的明知性。明知包括两种含义:知道、应当知道。一是行为人看到、听到或者被明确告知已有人报警,二是依照一般常识推断,案发现场应当有人报警。被告人明知他人已经报警,仍未予以制止,可以视为对他人报警行为的一种默许和追认。本案中,发生碰撞后,被害人下车查看车况,随即用电话报警,被告人目睹了全部过程,但并未对其报警行为加以制止或表示反对。被告人对这一行为表示了默许,此时被害人的报警相当于被告人自己的报警,体现了其自动投案的意愿。
第四、对民警处置的服从性。对于停留现场等候民警处置的自首情节,不仅要求被告人具有投案的主动性和自愿性,还要求在民警到达现场后,对案件事实进行调查和采取相应强制措施时,被告人顺从配合无反抗行为。本案中,民警到达现场,闻到被告人身上有酒味后,对其进行了抽血化验,在确认被告人系醉驾后,也采取了相应的强制措施,被告人对于抓捕行为无抗拒,表现出对司法处置的服从性。
第五、供认犯罪事实的如实性。如实供述是自首的另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只有在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才能被认定为自首。本案中,一审判决后,甲某不服,提出上诉,并聘请了辩护人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这些都是被告人相关诉讼权利的正当行使,不影响对被告人认罪、悔罪态度和其行为成立自首的认定。
自首制度的设立,旨在鼓励和引导犯罪人主动归案,最大限度消除隐患,提高司法效率,降低司法成本。本案中被告人虽有醉酒驾驶的情节,但并未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且被告人在事故发生后主动留在现场,抓捕时并无拒捕行为,到案后也如实供述,构成自首,可以依法从轻或减轻处罚。危险驾驶罪的法定刑为拘役,符合缓刑的前提条件,同时考虑到本案被告人甲某系自首,并有认罪、悔罪态度等情节,故对其判处缓刑,既符合法律规定,也体现了罪刑相适应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