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港口货物疏运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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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部


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管理规定

1991年12月5日，建设部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管理，保障建设工程施工顺利进行，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是指进行工业和民用项目的房屋建筑、土木工程、设备安装、管线敷设等施工活动，经批准占用的施工场地。
第三条 一切与建设工程施工活动有关的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规定。
第四条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归口负责全国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的管理工作。
国务院各有关部门负责其直属施工单位施工现场的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的管理工作。

第二章 一般规定
第五条 建设工程开工实行施工许可证制度。建设单位应当按计划批准的开工项目向工程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施工许可证手续。申请施工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设计图纸供应已落实；
（二）征地拆迁手续已完成；
（三）施工单位已确定；
（四）资金、物资和为施工服务的市政公用设施等已落实；
（五）其他应当具备的条件已落实。
未取得施工许可证的建设单位不得擅自组织开工。
第六条 建设单位经批准取得施工许可证后，应当自批准之日起两个月内组织开工；因故不能按期开工的，建设单位应当在期满前向发证部门说明理由，申请延期。不按期开工又不按期申请延期的，已批准的施工许可证失效。
第七条 建设工程开工前，建设单位或者发包单位应当指定施工现场总代表人，施工单位应当指定项目经理，并分别将总代表人和项目经理的姓名及授权事项书面通知对方，同时报第五条规定的发证部门备案。
在施工过程中，总代表人或者项目经理发生变更的，应当按照前款规定重新通知对方和备案。
第八条 项目经理全面负责施工过程中的现场管理，并根据工程规模、技术复杂程度和施工现场的具体情况，建立施工现场管理责任制，并组织实施。
第九条 建设工程实行总包和分包的，由总包单位负责施工现场的统一管理，监督检查分包单位的施工现场活动。分包单位应当在总包单位的统一管理下，在其分包范围内建立施工现场管理责任制，并组织实施。
总包单位可以受建设单位的委托，负责协调该施工现场内由建设单位直接发包的其他单位的施工现场活动。
第十条 施工单位必须编制建设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建设工程实行总包和分包的，由总包单位负责编制施工组织设计或者分阶段施工组织设计。分包单位在总包单位的总体部署下，负责编制分包工程的施工组织设计。
施工组织设计按照施工单位隶属关系及工程的性质、规模、技术繁简程度实行分级审批。具体审批权限由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规定。
第十一条 施工组织设计应当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一）工程任务情况；
（二）施工总方案、主要施工方法、工程施工进度计划、主要单位工程综合进度计划和施工力量、机具及部署；
（三）施工组织技术措施，包括工程质量、安全防护以及环境污染防护等各种措施；
（四）施工总平面布置图；
（五）总包和分包的分工范围及交叉施工部署等。
第十二条 建设工程施工必须按照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进行。在施工过程中确需对施工组织设计进行重大修改的，必须报经批准部门同意。
第十三条 建设工程施工应当在批准的施工场地内组织进行。需要临时征用施工场地或者临时占用道路的，应当依法办理有关批准手续。
第十四条 由于特殊原因，建设工程需要停止施工两个月以上的，建设单位或施工单位应当将停工原因及停工时间向当地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第十五条 建设工程施工中需要进行爆破作业的，必须经上级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并持说明使用爆破器材的地点、品名、数量、用途、四邻距离的文件和安全操作规程，向所在地县、市公安局申请《爆破物品使用许可证》，方可使用。进行爆破作业时，必须遵守爆破安全规程。
第十六条 建设工程施工中需要架设临时电网、移动电缆等，施工单位应当向有关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在有关专业技术人员指导下进行。
施工中需要停水、停电、封路而影响到施工现场周围地区的单位和居民时，必须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并事先通告受影响的单位和居民。
第十七条 施工单位进行地下工程或者基础工程施工时，发现文物、古化石、爆炸物、电缆等应当暂停施工，保护好现场，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在按照有关规定处理后，方可继续施工。
第十八条 建设工程竣工后，建设单位应当组织设计、施工单位共同编制工程竣工图，进行工程质量评议，整理各种技术资料，及时完成工程初验，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提交竣工验收报告。
单项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的，施工单位可以将该单项工程移交建设单位管理。全部工程验收合格后，施工单位方可解除施工现场的全部管理责任。

第三章 文明施工管理
第十九条 施工单位应当贯彻文明施工的要求，推行现代管理方法，科学组织施工，做好施工现场的各项管理工作。
第二十条 施工单位应当按照施工总平面布置图设置各项临时设施。堆放大宗材料、成品、半成品和机具设备，不得侵占场内道路及安全防护等设施。
建设工程实行总包和分包的，分包单位确需进行改变施工总平面布置图活动的，应当先向总包单位提出申请，经总包单位同意后方可实施。
第二十一条 施工现场必须设置明显的标牌，标明工程项目名称、建设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项目经理和施工现场总代表人的姓名、开、竣工日期、施工许可证批准文号等。施工单位负责施工现场标牌的保护工作。
施工现场的主要管理人员在施工现场应当佩戴证明其身份的证卡。
第二十二条 施工现场的用电线路、用电设施的安装和使用必须符合安装规范和安全操作规程，并按照施工组织设计进行架设，严禁任意拉线接电。施工现场必须设有保证施工安全要求的夜间照明；危险潮湿场所的照明以及手持照明灯具，必须采用符合安全要求的电压。
第二十三条 施工机械应当按照施工总平面布置图规定的位置和线路设置，不得任意侵占场内道路。施工机械进场的须经过安全检查，经检查合格的方能使用。施工机械操作人员必须建立机组责任制，并依照有关规定持证上岗，禁止无证人员操作。
第二十四条 施工单位应该保证施工现场道路畅通，排水系统处于良好的使用状态；保持场容场貌的整洁，随时清理建筑垃圾。在车辆、行人通行的地方施工，应当设置沟井坎穴覆盖物和施工标志。
第二十五条 施工单位必须执行国家有关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的法规，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规范化管理，进行安全交底、安全教育和安全宣传，严格执行安全技术方案。施工现场的各种安全设施和劳动保护器具，必须定期进行检查和维护，及时消除隐患，保证其安全有效。
第二十六条 施工现场应当设置各类必要的职工生活设施，并符合卫生、通风、照明等要求。职工的膳食、饮水供应等应当符合卫生要求。
第二十七条 建设单位或者施工单位应当做好施工现场安全保卫工作，采取必要的防盗措施，在现场周边设立围护设施。施工现场在市区的，周围应当设置遮挡围栏，临街的脚手架也应当设置相应的围护设施。非施工人员不得擅自进入施工现场。
第二十八条 非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实施监督检查时，应当通过或者会同当地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进行。
第二十九条 施工单位应当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条例》的规定，在施工现场建立和执行防火管理制度，设置符合消防要求的消防设施，并保持完好的备用状态。在容易发生火灾的地区施工或者储存、使用易燃易爆器材时，施工单位应当采取特殊的消防安全措施。
第三十条 施工现场发生的工程建设重大事故的处理，依照《工程建设重大事故报告和调查程序规定》执行。

第四章 环境管理
第三十一条 施工单位应当遵守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规定，采取措施控制施工现场的各种粉尘、废气、废水、固体废弃物以及噪声、振动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
第三十二条 施工单位应当采取下列防止环境污染的措施：
（一）妥善处理泥浆水，未经处理不得直接排入城市排水设施和河流；
（二）除设有符合规定的装置外，不得在施工现场熔融沥青或者焚烧油毡、油漆以及其他会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
（三）使用密封式的圈筒或者采取其他措施处理高空废弃物；
（四）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施工过程中的扬尘；
（五）禁止将有毒有害废弃物用作土方回填；
（六）对产生噪声、振动的施工机械，应采取有效控制措施，减轻噪声扰民。
第三十三条 建设工程施工由于受技术、经济条件限制，对环境的污染不能控制在规定范围内的，建设单位应当会同施工单位事先报请当地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环境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五章 罚 则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通报批评、责令限期改正、责令停止施工整顿、吊销施工许可证，并可处以罚款：
（一）未取得施工许可证而擅自开工的；
（二）施工现场的安全设施不符合规定或者管理不善的；
（三）施工现场的生活设施不符合卫生要求的；
（四）施工现场管理混乱，不符合保卫、场容等管理要求的；
（五）其他违反本规定的行为。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规定，构成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六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通知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向人民法院起诉；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对治安管理处罚不服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理。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可以根据本规定制定实施细则。
第三十八条 本规定由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三十九条 本规定自一九九二年一月一日起施行。原国家建工总局一九八一年五月十一日发布的《关于施工管理的若干规定》与本规定相抵触的，按照本规定执行。


王竹 四川大学法学院 副教授


关键词: 债务 责任 最终责任 风险责任 受偿不能风险
内容提要: 自己责任原则是现代侵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但在适用非按份责任形态的数人侵权责任中，却普遍存在责任人可能为本不属于自己的最终责任份额承担责任的现象。对此问题学说上不但鲜有专门研究，甚至连指称这部分责任的专门术语也不存在。通过对债务与责任的区分、多数人债务与多数人责任的区分，可以清晰的看到最终责任与风险责任的区分。所谓“风险责任”，就是责任人承担的超过最终责任份额的责任部分，其实质是受偿不能风险。确立风险责任概念，就形成了“自然债务－最终责任－风险责任”的侵权责任概念谱系，能够精确的描绘债务和责任的重合或单独存在状态。


自己责任原则是现代侵权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但在适用非按份责任形态的数人侵权责任中，却普遍存在责任人可能为本不属于自己的最终责任份额承担责任的现象。这部分超过最终责任份额的责任是客观存在的，但在学说上不但鲜有对其进行专门的研究，甚至连指称这部分责任的专门术语也不存在，这引起了笔者的研究兴趣，开始对该问题进行探讨。

一、非按份责任形态中损害赔偿责任的异化及其带来的疑问
首先以最典型的两个加害人D1、D2共同侵害受害人P的简单案例来说明不同数人侵权责任分担形态适用中责任人实际承担责任份额的差异。假设P遭受了1000元损失，如果适用按份责任，D1、D2按照各自的最终责任比例共承担1000元的赔偿责任；[1]如果适用连带责任或者不真正连带责任，P可以向D1或者D2单独要求全部的赔偿，但获得的总额不得超过1000元；[2]如果适用补充责任，若D1是直接侵害人，承担1000元的损害赔偿责任，D2承担最多不超过1000元补充责任。[3]后三种非按份责任的数人侵权责任分担形态的设计，在一定程度都是为了解决实际案件处理中，充足损害赔偿能力的假设与赔偿能力普遍不足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同时依据不同的案件情况根据法律规定进行选择适用。

但按照权利与义务的对应性，在侵权损害赔偿法律关系中，赔偿权利人的请求权数额应该“＝”数个赔偿义务人的损害赔偿义务总额；按照自己责任原则，赔偿义务人所承担的责任数额也应该“＝”损害赔偿义务数额。这两个等式在按份责任形态中是没有问题的，但在非按份责任形态，即连带责任形态、不真正连带责任形态和补充责任形态中，如上面的案例所展示的，数个责任人承担的赔偿责任总额“>”赔偿权利人的请求权数额。在D1、D2两人可能承担的赔偿总额中，有1000元是应该向P承担的最终赔偿责任，而剩余多出的部分显然不是最终赔偿责任。那么，便出现了多余损害赔偿责任性质的疑问：这部分赔偿责任的性质是什么？与1000元最终赔偿责任有什么区别？

二、债务与责任的区分
要解决上述疑问，必须回到债务与责任的区分层面上进行探讨。因为赔偿权利人的请求权数额和赔偿义务人的义务数额都是债的数额，在性质上不同于赔偿责任，这种性质上的不同可能就是数额上不相等的原因。

（一）罗马法不严格区分债务与责任
《法学阶梯》中的“债是拘束我们根据国家的法律而为一定给付的法锁”。《学说汇纂》中提到“债的本质并不是要请求某物或某役权，而是使他人给与某物、为某事或为某物的给付。”有学者认为二者内容相同，但后者略为具体，[4]但笔者更倾向于认为，《法学阶梯》中的债的定义相对于《学说汇纂》中更强调强制性。债（Obligatio）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是得据此请求他人为一定的给付，也就是请求权，由此请求权的人是债权人；另一方面则是据此应请求而为一定给付，这就是给付义务，承担给付义务的人是债务人。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的这种关系因为有国家认可的“Obligation”作为依据，因而可以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从而使“Obligation”成为实施拘束双方当事人的“法锁”。[5]因此，尽管罗马法上不严格区分债务和责任，但“法锁”已经体现出债务和责任的最早区分。人在成立债的关系以前可以自由行为，当债的关系成立后受到“法锁”的约束，债权人完全可以根据“法锁”的效力而对债务人的人身具有“管束权”，并可以在债务得不到清偿时实现。罗马法上这种约束关系的产生是基于当事人双方的自愿而不是强制，而这种约束之所以能够实现，却是由于国家法律的维护。另外，由于这种关系完全是特定的人身关系，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才逐渐由财产上的责任取代了人身上的管束。[6]

（二）日耳曼法对债务与责任的区分
债务与责任的区分，乃是日耳曼法的重要贡献。根据李宜琛先生的考证，日耳曼法上的债务（Schuld）一语，意为“当为”，该词也指债权。故所谓债务者，原谓债权人与债务人间之当为状态。债务人并不负有强制履行之义务，履行与否，悉属债务人之自由；若债务人基于其自由意思，自进而为履行时，则其给付有终局的效力，则不得再行任意取回，而当事人间之债权债务，亦即因而消灭。至债权人亦不过仅得保有其所受领之给付而已，债权人亦无强制诉追，要求债务人给付之权利也。所谓责任（Haftung）者，为服从攻击权之意。盖谓于债务不履行时，得诉之强制手段，要求债务之满足，损害之赔偿及复仇者也。是以责任为对于债务之羁束状态，得称之为羁束（Binding），亦即债务之担保。部族法之法源中，恒谓债务人对自己之债务，自负责任者，为保证人。即在中世纪法源中，亦尝谓之为自己保证。故在日耳曼中世法往往谓责任为保证或担保。[7]

可见，日耳曼法上的责任与债务是不同的概念，二者的关系可能有以下六种特殊情形：（1）无责任之债务，如罹于时效、赌博债务等；（2）无债务之责任，如对于将来可能发生之债务，先行设定质权或者保证；（3）负债务而自己不负责任，如有他人提供担保或设定物上保证；（4）负责任而自己不负债务，如家长因其家属之侵权而负有责任，债务属于家属（加害人）。更如动物之占有人就动物加于他人之损害，仅有责任而无债务，其债务则由动物负之；（5）债务于责任从属同时存在，而其范围则不尽相同，如有限责任；（6）债务之内容与责任之内容，多不相同。[8]

（三）德国法继受了日耳曼法对债务与责任的区分
德国普通法时期继受罗马法，也不严格区分债务与责任，一般认为责任为债权及于债务人财产上之效果。而到了《德国民法典》制定之时，资本主义立法思想已经从单纯的个人本位趋向于社会本位，日耳曼法的团体本位也就更多的重新进入到立法者的视野中。通过学者对挪威、瑞典等古日耳曼民族法律的研究，终于在1910年由日尔曼法大家Gierke完成了债务与责任的区分。Gierke将日耳曼法上的责任分为人上责任、物上责任和财产责任三种。现代民法多采二分法，将责任分为物上责任和人上责任。物上责任是以物体代当债务而受束缚，以质物为典型；人上责任是以人之身体及其所有之财产负有代当债务之责任。因此现代民法的人上责任，包括了Gierke所说的人上责任（身体责任）和财产责任。[9]后世民法的物上责任就发展为物权法上的担保物权，财产责任就发展为债权法上的担保制度，包括债权性质的担保和民事责任，而身体责任则逐渐被废除。德国法的这种体例为后世民法典上对债务和责任的区分奠定了基础。

（四）我国传统民法学说对债务与责任的区分
我国传统民法学说沿袭了德国法上对债务与责任的区分，认为从法律目的来说，债权关系之目的，并不在于债务人给付之“实行”，而系在于债务人给付之使债权人获得满足。[10]因此，债务仅属于法的当为，而不含有法的强制。[11]而关于责任的本质，主要可以分为“惩罚说”和“担保说”两种学说：“惩罚说”认为责任是义务不履行的法律后果，“担保说”认为责任是义务履行的担保。尽管罗马法上并不区分债务与责任，但“惩罚说”显然具有私犯的意味，而“担保说”建立在区分债务与责任的基础上。[12]学者大多持“担保说”，如史尚宽先生认为，债务为应为给付之义务，责任为此义务之财产的担保。债务人不为给付时，债权人得依强制执行之方法，以实行其债权者，即以此也。[13]林诚二教授也指出，所谓责任关系，指债务人不履行其给付义务时，以其纵财产担保其债务人之一种特定人间的关系，藉此责任关系，以达到与因给付同一价值之债的目的。[14]王泽鉴教授总结为：“债务，是指为一定给付的义务。责任，指强制实现此项义务的手段，亦即履行此项义务的担保。”[15]

（五）我国侵权法理论的独立性及其与债法理论的关系
我国《民法通则》突破了传统民法的债法体例，不是把侵权行为列入债的发生原因之一进行规定，而是将民事责任独立为章，并在其中专门规定了侵权的民事责任。这样规定的目的是既不否定侵权行为是债的一种发生根据，又突出了侵权行为的法律后果的法律责任性质。[16]对于《民法通则》的立法模式，通说认为是一种立法模式上的缺陷，并认为侵权行为作为一种法律事实，亦产生侵权之债。所以虽然我国《民法通则》专设民事责任制度，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民法就以“侵权责任”概念完全取代了“侵权行为之债”的概念。侵权行为既产生责任又产生债务，损害赔偿既是行为人对国家所负的责任，也是其对受害人所负的债务。[17]笔者看来，这种学说在肯定债务和责任并存的同时，实质上已经改变了对责任的认识，即认为责任人是对国家负的具有一定公法意义上的责任，而非对受害人的私法上的责任。其基本指导思想，是加强对合法权利的保护和对不法行为以及其他致害原因的控制。其基本理论依据，是对侵权民事责任的制裁性和补救性的双重性质的认识。[18]可见，《民法通则》的侵权责任，是以制裁性为第一位，补救性为第二位，所持的侵权责任与侵权之债的关系，相当于传统民法的“惩罚说”。

《民法通则》的这一体例变化对我国侵权法理论体系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民法通则》颁布之前，我国民法学界普遍将侵权行为作为一种债的发生根据加以研究。《民法通则》颁布之后，我国民法理论的体系也相应调整，学者们普遍都将侵权行为放在民事责任部分加以研究。[19]应该承认，我国债法理论已经脱离传统债法理论的轨迹，尤其是侵权责任具有较强的独立性，2002年底的“民法典草案”删除债法总则编和2009年底《侵权责任法》独立成编通过，正反映了我国民事责任立法的发展方向，即侵权法已经发展成为所有民事权利的保护法，[20]这就更需要明确侵权责任与债务的关系。

（六）我国侵权法上对债务与责任关系的应有认识
法律责任的范围不同于道德责任的范围，就像法律义务的规范不同于道德义务一样。承担法律责任必须具备法律上的可归责性，而可归责性又必须具有特定的、适用于全体人的归责标准。在民法中，法律责任的后果是产生某种损害赔偿义务。[21]债务与责任的区分，使得通过法律技术区分道德和法律不同意义的责任成为可能，进而通过限制强制执行民事主体的责任财产而保护其自由成为了可能。质言之，债务意义上的“应为”是道德层面的，而责任意义上的“须为”则是法律层面的，二者合一或者不作区分，将压缩市民社会的私人空间；对二者进行区分，则承认法律强制之外尚有个人基于道德因素的自觉给付。至于传统民法认为债务与责任原则上系相伴而生，如影随身，难以分开，[22]则只是对债务与责任存在常态的描绘。民事责任法律制度的最重要存在目的，就是通过候补性的强制执行制度，保障债权人债权的满足。这种保障，是通过在债务上成立责任来实现制度设计目的的，并在责任范围内提供保障。因此民法上的责任范围一般等于或者大于债务，正如同桔子的皮和肉，债务是肉，责任是皮，肉是用外皮保护的，以及债务为责任所包含。[23]

按照“惩罚说”，责任是义务不履行的法律后果，是否意味着债务人无力清偿将面临其他不利后果而实现所谓“国家强制”？那么是否意味着不能偿还债务就面临刑事或者行政责任呢？这至少不符合现状。相比而言，“担保说”更准确的描绘了债权人受偿不能风险的情形，责任不过就是义务人用自己的全部财产为债务履行所作的担保，也更符合社会的发展趋势。因此本文采“担保说”，认为债务为债权人可以请求债务人所为给付，责任为债权人在债务人不为给付情况下可以强制执行财产的数量。在侵权法上，侵权之债是债权人可以请求债务人给付的损害赔偿的金钱数目，而侵权责任是债权人在债务人不为给付或者给付不足情况下，可以强制执行的责任财产总数。必须特别强调的是，责任财产不以债务人自己财产为限，还可以是其他民事主体的财产。

三、多数人债务与多数人责任的区分
债务与责任的区分，在单独债务与单独责任之间并不清晰，这也是该问题被忽略的主要原因，但在多数人债务与多数人责任之间，则十分明显。如果说债务与责任的区分在单独债务中更多的体现为理论意义的话，那么在多数人债务与多数人责任的区分上则具有更多的实践意义。

（一）罗马法上的多数人债务与多数人责任的关系
罗马法上的按份之债是指债在不同的债务人或债权人之间进行分割，以使每个人都只承担给付总额的一部分或者只有权要求其中一部分，这样，实际上出现的不仅是数个债务人或数个债权人，而且出现数个标的，其中每一个只代表整个标的的一部分，只是考虑到各个标的统一在一个总的标的之中，这种债相对于各个主体才被称为份额之债。[24]罗马法上也存在连带之债（obligatio in solidum），债权人或债务人之间就债之成立与消灭相互有连带的关系，如债权人有权向多数债务人中的任何一个债务人请求偿还全部债务。优帝之前，债权人请求多数债务人清偿时，须分别起诉。优帝以后，就可以向各连带债务人同时起诉以请求赔偿。[25]罗马法上的连带之债或共有之债可以定义为：“具有数个主体（债权人或债务人）和完全同一的和单一的标的的债，在这种债中，各个债权人有权要求完整的给付，但在数名债务人中只是一人清偿或为所有债务人负责，另一方面在数名债权人中只是一人提出请求或者代表所有债权人。”因此，事实上只有一个债务人或者债权人，显然这种形式的连带之债可以相对于所有人消灭。连带债权叫做主动共有之债，连带债务叫做被动共有之债。连带之债或共有之债，对于各个债务人来说，债是完整的、连带的，或者每个债权人均有权要求完整的给付，这类债可以称作累积性的连带债，这是后世连带之债的源流。另外，罗马法也出现了后世不真正连带债务的雏形，债对于各个债权人和债务人是连带的，但不是表现为累积的方式，而是表现为选择的方式，也就是说，在各不同主体间选择其一，从而使债务或债权一次消灭。[26]

我们可以看到，罗马法上的连带债务实际上是一种债的保全措施。债的保全又称债的担保，是指保证给付能够按约履行，并防止发生债务人无力清偿的危险的各种措施。罗马法上，为了保证给付能按约履行，采用违约金契约、定金、副债权契约等办法；为了防止债务人无力清偿，则采取了连带债、保证、担保物权和被欺诈行为的撤销等措施。由于债务人无“检索抗辩权”，其担保效力较之保证债权更强，故连带债务对债权人极为有利。不过债权人或债务人有数人时，其债权和债务以按比例分担为原则，故连带债实为例外。[27]

（二）我国传统民法学说对多数人债务与多数人责任的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