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滁州市医疗废物集中处置管理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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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辩交易简述

芦志锋（上海市金石律师事务所律师）



诉辩交易在美国的起源和发展

法史学家劳伦斯?M?弗里德曼（Lawrence M.Friedman）认为：本意上的诉辩交易至少于100多年前就在美国出现了。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公诉人就愿意通过交易的方式说服被告承认犯了某种罪行以了结他们没有多大把握打赢的官司。并且，尽管在交易过程中法官不扮演积极角色，但是他们确确实实是同意进行交易的，法官巴不得控辩双方请求进行交易，他们极少反对。一般地说，法官会对这种诉辩交易制度中任何不合理、不一致的现象视而不见。
不仅如此，弗里德曼甚至还指出：“默示的诉辩交易”历史可能更为悠久。所谓“默示的诉辩交易”是指不发生真正的交易，但被告确实意识到如果他作有罪的答辩会有好果子吃。许多被告作有罪答辩后的确也得到了某种“奖赏”，或至少避免了审判可能会给他们带来的较重的刑罚。在公诉人和法官对此都心照不宣的情形下，辩护律师会传话给他们的当事人。这样，尽管双方未就“交易”交换过任何口头意见，但罪犯通过伏罪确实达成了某种交易。弗里德曼认为，这种情况现在也经常发生并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他也承认很难找到历史事实来证明这一点。默示的诉辩交易靠的是被告之间流传的谣言和法官当时的思想状态，而这二者都是很难系统地加以表示的。
而在如今的美国，诉辩交易已经占据了刑事诉讼的主要舞台。获得了辩护律师帮助的被告人已经不再仅仅依赖“默契”，而是更多地依靠直率的谈判来获得从轻处罚。选择陪审团审理的比例在逐渐下降。
不过从70年代起，在美国的许多地方，公众都对诉辩交易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在公众看来，诉辩交易是在出卖正义，有些被告钻了法院积案过多和软骨头的公诉人的空子，没有得到其应受的惩罚。但是，刑事审判人员却认为诉辩交易是操作上必要的制度，原因很简单：没有足够的资源审判所有的案件。为了协调公众和司法机关在诉辩交易中的矛盾，州和联邦政府希望通过进一步完善立法，以改进实践中诉辩交易存在的杂乱无章、随意性和不可预测性等弊端。
例如：1980年加州选民通过了第八提议，即“受害者权利法案”，其中规定了对重罪案件的诉辩交易实行限制。此外，1984年的《量刑改革法案》建立了美国量刑委员会，并赋予其权力解决和纠正联邦法官在给罪犯量刑的过程中，量刑标准缺乏统一性、比例性、确定性，以及量刑原则和目的缺乏一致性等方面的问题。该委员会制定和实施了一套统一的《量刑指南》，所有联邦法官在给各个罪犯量刑时必须使用《量刑指南》。《量刑指南》的出现并非削弱了而是进一步规范了诉辩交易在诉讼中的运用。《量刑指南》规定：如果被告“承担责任”并同意作有罪答辩，就能得到减刑的回报。此外，《量刑指南》还提供两种可供选择的诉辩交易安排：一种是由法官掌握最终量刑的灵活度；另一种是法官要么接受要么反对全部交易内容，包括量刑。
尽管时常受到批评，但是在美国诉辩交易已经被普遍接受，成为刑事审判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经过历史演变，当代美国的诉辩交易有其新的特点。对此，最高法院解释到：“这种过去暗中进行的做法得到公开承认，使本法院认识到诉辩交易谈判中律师的重要性；做公开记录以表明诉辩交易是有意的、自愿的交易的必要性；以及要求公诉人履行其在诉辩交易所作的承诺的必要性。”此外，虽然诉辩交易是刑事法学上的问题，但是其在性质上是合同，必须用合同法的标准来衡量，这一点已经得到证实。


诉辩交易制度在其他西方国家的实施情况（法国、意大利）

发源于美国的诉辩交易制度，不仅在美国国内得到发展而成为美国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有情况表明，在其他的国家也可能存在类似的情形，只不过在表现形式上略有差异罢了。
1989年10月24日正式生效的新《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444条至448条规定了“依当事人的要求适用刑罚”的制度。这一制度出台后被人们称为“意大利式的诉辩交易”。和美国的诉辩交易不同，意大利式的诉辩交易没有将被告人作有罪答辩作为诉辩交易的前提条件，因为意大利新刑事诉讼法典的起草者担心，以承认有罪为前提的诉辩交易会损害意大利宪法所保证的对所有被告人实行无罪推定这一原则。此外，意大利式的诉辩交易还有如下特点：
1、检察官和辩护律师不得就被告人的犯罪性质进行交易；
2、最高减刑幅度为法定刑的三分之一并且最终判刑不得超过两年有期徒刑或拘役；
3、即使检察官不同意，被告人仍然可以要求法官减刑三分之一。
作为传统的大陆法系国家，法国一直禁止诉辩交易。直到今天，法国的理论界仍然坚持认为：公诉权属于社会，检察机关仅仅是提起并进行公诉，而不能对公诉权进行处分，因此，检察机关无权与被告人进行交易，无权要求被告人向国库或受害人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即停止对犯罪人进行追诉，所以，原则上法国是禁止诉辩交易的。
不过，在原则之外，例外的情形总是存在的。首先，在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行政部门与犯罪人之间进行的交易可以使公诉权消灭。这种情况存在于行政部门经授权进行公诉的情形，例如：间接税征管部门、海关管理部门、林木水道管理部门可以与犯罪人进行这种和解。此外，在民用航空方面的某些特定的轻罪、经济犯罪案件以及在因违反交通管理之违警罪而必须罚金等场合，公共权利机关与犯罪人之间的交易也可以使公诉权消灭。

对诉辩交易现象的分析

无论是美国典型的诉辩交易还是意大利的“依当事人的要求适用刑罚”的制度，或者法国的范围有限的诉辩交易，其本质上都体现出一种观念：国家对于已经认罪的犯罪人——尽管这种认罪是有限度的，可以部分地放弃公诉的请求，以实现缩减程序上的消耗和节约有限的司法资源的目的。但是，由于诉辩交易在事实上导致的罪刑不符，以及重罪轻处等后果，其在理论上始终是一项遭人非议的制度。对此我们应如何看待呢？
首先，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刑事诉讼的目的是什么？依大多数人通常的直觉，刑事诉讼的首要目的无非在于：惩罚犯罪人，迫使其罪有应得。但是，直觉往往会掩盖事物的本质问题——即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差别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恢复被侵害的权利——这也是民事诉讼的基本功能。但是，在刑事领域，无论我们对犯罪人科以何种程度的刑罚，被犯罪行为所侵犯的利益——生命、财产、公众利益往往是无法恢复的。尽管我们还是需要刑事诉讼制度，因为如果没有刑罚的震慑，就无法抑制犯罪的心理，但是这种需要与我们对民事程序的倚赖却是大不相同的。刑罚与刑事诉讼的功能在于其本身所具有的威慑力，而权利与民事诉讼的功能在于其能最终能否得以兑现。因此，诉讼的结果是民事诉讼的目标但却不是刑事诉讼所追求的。
其次，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诉辩交易的存在减轻了刑罚的威慑力，因此会纵容犯罪行为的滋长。但是，我们应当看到，犯罪本身是一种社会现象，其存在的背后往往都有复杂的社会背景。消除犯罪的根本方法是消除滋生犯罪的社会背景。刑罚的存在往往只能起到有限的震慑作用。在此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对贪污、贿赂等犯罪的惩罚不可谓不严厉，但是近年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腐败现象却有不断滋长的势头。这种现象的存在和不断扩大，已经迫使我们开始在刑罚之外，从制度本身去寻找医治腐败的方法，即“从源头上寻找腐败的原因，从源头上抑制腐败的滋长。”
再次，有限的司法资源相对于大量存在的犯罪行为而言永远都是有限的。事实上，国家投入的司法资源再多，也无法满足追索犯罪的实际需要。因为，相对于某一犯罪的个人，或者某一犯罪行为，国家相应的司法资源的投入往往要达数倍甚至数十倍。即使再富裕的政府，如美国政府，也无法承受如此巨量的司法资源的投入。
既然刑罚本身对于恢复被犯罪所破坏的社会关系的作用是有限的，对于消灭犯罪现象的作用也是有限的，而且国家也不可能为此无限制的投入大量资源，那么诉辩交易的出现就不足为怪，甚至是一种实际的需要了。

中国式的诉辩交易——刑事诉讼简易程序

尽管我国在立法上从来没有公开承认过诉辩交易的存在，但是诚如梅因所言“在进步社会中，社会需要和社会的意见常常是或多或少走在法律前面。我们可能非常接近地达到它们之间缺口的接合处，但永远存在的趋向是要把这缺口重新打开来。因为法律是稳定的，而社会是进步的，人民幸福的或大或小，完全决定于缺口缩小的快慢程度。”而为了使法律和社会相协调，不同程度的“法律拟制”在每个社会中都是客观存在的——关于“法律拟制”，梅因认为，“法律拟制”是用以表示掩盖、或目的在于掩盖一条法律规定已经发生变化这事实的任何假定，其时法律的文字并没有被改变，但是其运用规则已经发生了变化。
那么，在我国的刑事诉讼领域，是否也存在所谓的“法律拟制”呢？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对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金的公诉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人民检察院建议或者同意适用简易程序的……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对于上述规定正确的合乎逻辑的理解应当是：上述规定是我国刑事诉讼中适用简易程序的条件之一。但是有意思的是，从相反的角度出发，上述规定也可以被理解为“既然适用了简易程序，那么本案的量刑最多也不会超过三年。”而事实上，这往往就为控辩双方打开了方便之门——如果被告人所面临的指控不是很严重（当然也不能是非常轻微的），而检察官的证据又不是非常充分的情况下，与其双方为了一个不可预期的判决结果在法庭上争论不休，不如达成一笔交易，被告人部分地放弃辩护的权利（否则如何谈得上“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检察官则建议法庭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而法官往往也乐于如此。因为与为了一个有激烈争议的案件大伤脑筋相比，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无疑有诱惑力的。而且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上诉的可能性也很小。相反的，如果是一个“有争议的案件”上诉和改判的风险就大了。这对于面临“错案追究制”以及讲究“业绩”、“工作能力”的中国法官而言，又是多么大的诱惑呀！
因此，尽管我国没有被公开承认的诉辩交易，但是被“拟制”的诉辩交易却不在少数。如今，再讨论是否有必要在我国实行诉辩交易制度已经没有多少意义，当前我们应当考虑如何规范诉辩交易的行为，或者说如何规范我国刑事简易程序中存在的事实上的诉辩交易行为。

1、参见：宋冰编《程序、正义与现代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第一次印刷，430—438。
2、参见：程味秋著《〈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简介》一文，载于黄风译：《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11月第1次印刷，7—8。
3、参见：[法]卡斯东.斯特法尼、乔治.勒瓦索、贝尔纳.布洛克著，罗结珍译：《法国刑事诉讼法精义》（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150—152。
4、参见：[英]梅因著：《古代法》，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7月北京第5次印刷，15—16。
广东省阳江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阳江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规定》的通知（阳府〔2005〕70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府直属各单位：
　 现将《阳江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规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阳江市人民政府
二○○五年五月十九日


阳江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了规范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活动，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招标投标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证工程质量，提高投资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广东省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依法应招标的新建、改建、扩建建设工程项目进行招标投标活动适用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建设工程，是指土木工程、建筑工程、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线路管道工程、设备安装工程和建筑装饰装修工程及园林绿化工程等。
第三条 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活动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择优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第四条
本市范围内除涉及国家安全、国家秘密、应急建设、抢险救灾和利用扶贫资金实行以工代赈、需要使用农民工等不宜招标发包的建设工程经批准不进行招标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必须招标的工程化整为零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规避招标。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征地、拆迁、设计、垫资和介绍建设用地等为条件，或以供水、供电、供气、通讯、消防等专业为理由，要求工程发包人将建设工程发包给其指定的单位或者个人承包。
第五条 市人民政府行政监督部门依法对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活动实施监督，依法查处招标投标活动中的违法行为。
市人民政府发展改革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活动的指导协调，依法做好基建投资工程项目招标范围、招标方式、招标组织形式的核准工作，并将核准的有关信息在计划项目批复中通报相关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和招标人，对重大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进行监督检查。
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各类房屋建筑及其附属设施的建造和与其配套的线路、管道、设备的安装项目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项目的招标投标活动的监督执法，水利、交通、铁道、能源、通讯等专业建设工程项目的招标投标活动，由相应专业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监督执法。
行政监察部门依法对参与招标投标活动的行政部门执法情况实施监督，对相关工作人员履行职责情况进行检查，组织查处违纪违法行为。
第六条 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行政监察部门投诉，接到投诉的部门应当在接到投诉之日起十五日内作出书面答复。
第七条 必须进行招标项目的范围包括：
（一）关系社会公共利益、公众安全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项目；
（二）全部或部分使用国有资金投资或者国家融资的项目；
（三）使用国际组织或者外国政府贷款、援助资金的项目；
（四）国有、集体所有制单位投资的项目；
（五）国有、集体所有制单位参与投资的项目。
第八条 必须进行招标项目的规模标准为：
（一）工程估算价在五十万元（含五十万元）以上的各类房屋建筑工程(包括新建、扩建、改建等)、设备安装、管道线路敷设、装饰装修、园林绿化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等；
（二）工程估算价在五十万元（含五十万元）以上的水利、交通、铁道、能源、通讯等专业建设工程；
（三）合同估算价在三十万元（含三十万元）以上的勘察、设计、咨询、监理、劳务等服务项目。
第九条 施工招标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已按规定办理计划立项和审批手续；
（二）已按规定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三）有满足施工招标需要的设计文件和其他有关资料；
（四）建设资金已经落实，并持有银行出具的资金到位证明或者财政部门出具的资金落实证明；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条 依照本规定必须进行招标的工程，应当按项目隶属关系进入建设工程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交易中心）进行招标投标活动。
交易中心是为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活动提供设施齐全、服务规范的场所，为建设工程交易各方提供信息咨询服务的独立机构，交易中心应当接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和管理，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要对交易中心运作进行规范，指导其完善制度、搞好服务。
交易中心不得代理组织招标和参与评标定标活动，不得从事与提供场所、信息和咨询服务不相一致的行为，不具有任何的行政审批职能。交易服务的收费标准和办法按省、市物价部门批准的执行。
第十一条
依照本规定必须进行招标的工程，招标人可以自行办理招标事宜，也可以委托具有相应资格的工程招标代理机构代理招标。招标人自行办理招标事宜的，应当具备国家规定自行组织招标的条件。
招标代理机构应当按其招标代理资质从事招标代理业务，禁止招标代理机构从事同一工程的招标代理和投标咨询。
第十二条
招标人在发布招标公告或者投标邀请书前，应将招标申请、招标公告、资格预审文件和招标文件等有关招标资料，向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推行招标人使用建设工程招标公告、资格预审文件和招标文件示范文本制度，招标人如提出与示范文本不一致条款的，在向监督管理部门备案时应作出特别说明，监督管理部门应对上述条款进行重点监管。
监督管理部门发现备案材料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在收到备案材料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责令招标人改正。
第十三条 采用公开招标的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人必须按规定在交易中心和相应的新闻媒体上同时发布招标公告，接受投标人报名的时间应不少于五个工作日。
第十四条 工程造价在三百万元(不含三百万元)以下的建设工程，经资格审查，符合企业资质条件的投标申请人全部成为正式投标人；
工程造价在三百万元(含三百万元)以上的建设工程，在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申请人超过十家时，可以由招标人按资格预审文件规定的标准择优选择十家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申请人为正式投标人；当资格预审合格的投标申请人在五至十家(邀请招标的为三至十家)时，则自动成为正式投标人。
通过资格审查的公开招标的投标人不足五人，邀请招标的投标人不足三人，招标人应当修正招标方案，报原项目审批部门核准后，重新组织招标。
招标人应当将资格预审结果在交易中心公示3个工作日。
第十五条 开标由招标人或者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主持，并邀请所有投标人参加。
开标应当在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的同一时间公开进行；开标的地点应当为招标文件中预先确定的地点。
第十六条
评标工作由招标人或者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负责。评标委员会由招标人代表和工程技术、经济等方面的具有中级或以上职称的工程技术人员组成，总人数为五人以上单数。评标委员会三分之二以上的成员应当由招标人从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评标专家库中随机抽取，专家库中的专家不能满足评标需要的，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招标人可另聘专家。
与投标人有利害关系的人员不得担任评标委员会成员，评标委员会成员名单在中标结果确定前应当保密。
评标委员会成员应当客观、公正地履行职责，对标书评审必须签名，对提出的评审意见负责，评审结果有较大差异的要作出说明，明显有失公正的，应另行组织评标委员会评标。
严格执行《广东省综合评标专家库管理办法》，建立评标专家信用档案，对评标专家的评标记录定期抽查。
第十七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对进入专家库的专家组织有关法律和业务知识培训，对不称职或者违法违规的评标专家，要取消其评标资格并不得再参加任何评标活动。
第十八条
推行工程量清单报价制度。招标人应在招标文件发出的同时，向投标人提供工程量清单。投标人应在确保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企业自身的经营、管理水平和成本合理报价；
对具有通用技术、性能标准的一般建设工程项目，不进行技术标评审，只进行商务标评审。对结构复杂、规模较大的建设工程项目，可采用综合评估法进行评标，技术标评审一般只进行合格性审查，以商务标评审结果推荐中标候选人。一般性建筑工程，在确保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的前提下，采用最低投标价的办法评标，投标应当能够满足招标文件实质性要求，并且经评审的投标价格最低者中标。
必须实行招标的建设工程，编制标底时，应当根据国家《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的规定及招标文件的要求由具有编制招标文件能力的招标人或受其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工程造价咨询机构、招标代理机构进行编制。
第十九条
评标委员会应当严格按照招标文件中规定的评标程序、评标标准和方法评标，招标人应根据评标委员会提出的书面评标报告和推荐的中标候选人确定中标人。
第二十条
中标人确定后，中标结果（包括中标单位及中标价、工期、质量安全、文明施工、人员等）应在交易中心公示三天，如无投诉，招标人应当在七天内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同时将中标结果通知其他投标人。
第二十一条
招标人和中标人应当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书面合同，中标人的投标报价为合同价；招标人和中标人不得另行订立背离招标文件、投标文件实质性内容的其他协议。
订立书面合同之日起七日内，招标人应当将合同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二条 中标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不得挂靠承包、转包和违法分包。
中标单位必须按投标文件确定的人员派出项目施工管理班子，其人员变更必须经建设单位同意，并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三条
政府投资建设的工程项目应当严格按照批准的设计文件进行施工，如因设计变更或者其他原因引起项目总投资增加的，须经原项目审批部门审批后报市政府常务会批准。
建设项目按规定的设计图纸建成完工后，应当于六个月内完成工程的结算，并将经造价部门审定的结算结果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相关的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相关的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按相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给予处罚：
（一）必须招标的项目不招标或将必须进行招标项目化整为零或者以其它方式规避招标的；
（二）招标人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的；
（三）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或者与招标人串通投标的，投标人以向招标人或者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的手段谋取中标的；
（四）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人以他人名义投标，或者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骗取中标的；
（五）招标代理机构违反规定，泄露应当保密的与招标投标活动有关的情况和资料的，或者与招标人、投标人串通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
（六）评标委员会成员收受投标人的财物或者其他好处，评标委员会成员或者参加评标的有关工作人员向他人透露对投标文件的评审和比较、中标候选人的推荐以及与评标有关的其他情况的；
（七）中标人将中标项目转让给他人的，将中标项目肢解后分别转让给他人的，将中标项目的部份主体、关健性工作分包给他人的，或者分包人再次分包的；
（八）招标人与中标人不按照招标文件和中标人的投标文件订立合同的，不按照合同履行义务的；
第二十五条
依法应招标而规避招标的工程项目，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不得办理工程报建手续，财政和工程造价管理部门不得审核工程结算，监理单位不得签署监理意见，否则，依法追究相关单位和当事人的责任。
第二十六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交易中心的工作人员徇私舞弊、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泄露秘密的，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七条 依照规定经项目审批部门核准可以不进行招标的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在工程发包前五日内将有关资料报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八条
推行投标担保、履约担保和业主工程款支付担保制度。招标人可以要求投标人在投标前提交投标保证金，以及中标人在签订工程承包合同时提交由银行、保险公司或者专业担保公司提供的履约担保；同时招标人应向中标人提供与履约担保数额相等的工程款支付担保。
第二十九条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