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发布《广州市骨灰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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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人民政府


粤府令第182号



　　《广东省海上搜寻救助工作规定》已经2012年12月28日广东省人民政府第十一届109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3年5月1日起施行。　


　　　　　　　　

省 长　朱小丹　


2013年3月28日



广东省海上搜寻救助工作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海上搜寻救助工作，及时、有效搜寻救助海上遇险人员，保障人命安全和海洋环境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军队参加抢险救灾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省海上搜救责任区内搜寻救助遇险人员、控制海域污染的有关活动。

　　第三条　海上搜寻救助工作坚持以人为本、政府领导、统一指挥、属地为主、分级负责、社会参与的原则。

　　第四条　海上搜寻救助力量的组织遵循就近、快速、有效的原则，实行专业力量与社会力量相结合、自救与互救相结合，军队力量与地方力量相结合的方针。

　　第五条　海上搜寻救助的范围是：

　　（一）海上船舶、设施发生碰撞、触礁、搁浅、倾覆、火灾、爆炸、操纵能力受损、失踪、人员落水、人员突发疾病、人员受伤、以及因自然原因使船舶或者石油平台、设施上的人员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等事故；

　　（二）发生航空器在海上坠落或者迫降等事故。



　　第二章　机构与职责

　　第六条　省政府和广州军区统一领导全省海上搜寻救助工作，其设立的省海上搜救中心是全省海上搜寻救助工作的指挥机构，负责组织、协调、指挥本省海上搜救责任区的船舶和设施防热带气旋、防止船舶污染海域和海上人命搜寻救助工作（以下简称“两防一救”工作）。

　　第七条　沿海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应当设立或者确定承担海上搜寻救助工作的部门，负责组织、协调、指挥本市海上搜救责任区的“两防一救”工作。

　　沿海县级人民政府根据需要设立或者确定承担海上搜寻救助工作的部门，负责组织、协调、指挥本县海上搜救责任区的“两防一救”工作。

　　省海上搜救中心与依照前两款规定承担海上搜寻救助工作的部门，统称海上搜寻救助指挥机构。下一级的海上搜寻救助指挥机构接受上一级的海上搜寻救助指挥机构或者相关部门的指导。

　　第八条　沿海地级以上市海上搜救责任区由省海上搜救中心提出划定方案，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并报中国海上搜救中心备案。

　　沿海县级海上搜救责任区由所属地级以上市海上搜寻救助指挥机构提出划定方案，经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并报省海上搜救中心备案。

　　第九条　参与海上搜寻救助工作的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公安部门组织本部门力量参与海上应急行动；负责维护海上搜寻救助现场治安秩序和陆上交通管制；提供消防装备和技术支持；为跨国跨地区海上应急行动人员提供出入境便捷服务；为重伤、重病等需要救助的入境人员提供入境便利服务；负责获救外国籍人员的遣返和为死亡人员的善后处理提供便利。

　　（二）民政部门配合做好获救人员临时安置、基本生活救助和因灾死亡人员遗体火化工作；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做好海上搜寻救助中伤残、牺牲的救援人员的优待抚恤工作。

　　（三）财政部门按照分级负担的原则，负责提供海上搜寻救助工作的资金保障。

　　（四）交通运输部门负责指导、协调、监督用于海上搜寻救助行动的重点物资和紧急客货运输。

　　（五）卫生行政部门应当配合建立医疗联动机制，协调做好海上伤病员的医疗救治、远程海上医疗咨询工作。

　　（六）外事部门负责海上搜寻救助行动中涉外事宜的政策指导和协调处理工作。

　　（七）海洋与渔业部门负责组织渔政船艇和协调渔船参加海上搜寻救助行动；负责协调做好获救渔船渔民的善后处理工作；负责查找、提供渔船的详细资料。

　　（八）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配合海上危险品事故处置工作，并参与海上搜寻救助的相关工作。

　　第十条　参与海上搜寻救助工作的中央驻粤有关单位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海事管理机构组织、协调相关船舶、设施参与海上搜寻救助行动，负责发布有关海上搜寻救助行动的航行警告；负责查找、提供有关船舶的详细资料。

　　（二）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南海第一救助飞行队在省海上搜救中心的协调下，具体执行海上搜寻救助任务。

　　（三）交通运输部广州打捞局负责实施抢险打捞、船舶溢油应急清除等海上险情应急行动。

　　（四）民航管理部门负责协调搜救飞机的航行安全保障工作；协调解决境外搜寻救助飞机的加油以及停放问题。

　　（五）通信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协调电信运营企业为海上搜寻救助提供应急通信保障、移动通信定位信息服务和技术支持。

　　（六）气象部门负责提供我省海域日常天气预报，热带气旋、寒潮大风等恶劣天气信息，以及海上搜寻救助行动所需的相关气象信息。

　　（七）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负责提供相关海洋环境预报和海洋灾害预警信息；负责提供落水人员漂移轨迹预测；组织本部门力量参加海上搜寻救助行动。

　　第十一条　驻军、武警部队、海关等单位的船舶、飞机是我省海上搜寻救助的重要力量，应当积极参与海上搜寻救助行动。

　　军队派出力量参加海上搜寻救助行动以及联合搜救训练、演习的，兵力调动批准权限、组织指挥、宣传报道以及物资和经费保障等事宜按照军队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　各港航企业、航空公司等单位应当根据海上搜寻救助指挥机构的要求参加海上搜寻救助行动，并服从海上搜寻救助指挥机构的指挥。



　　第三章　海上搜寻救助行动

　　第十三条　海洋、气象等有关部门应当及时收集、研究分析可能造成海上险情的热带气旋、寒潮大风、海啸等信息，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发布预警信息，并向海上搜寻救助指挥机构通报。

　　海上搜寻救助指挥机构应当根据不同预警级别，及时组织协调相关单位做好海上搜寻救助准备。

　　各有关港航单位和在海上活动的船舶、设施以及人员应当注意接收预警信息，根据不同预警级别，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

　　第十四条　船舶、设施、民用航空器或者人员在海上发生险情时，应当及时发出遇险求救信息。

　　其他单位、船舶、设施、航空器或者人员获悉海上险情信息时，应当迅速向就近的海上搜寻救助指挥机构报告。

　　第十五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按照规定向海上搜寻救助指挥机构报告险情并请求救援后，遇险船舶、设施、民用航空器或者人员经自救、他救解除险情的，应当及时向海上搜寻救助指挥机构报告。

　　第十六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加强报警设备的维护和人员管理，防止误报险情；发现误报后，应当立即采取措施，主动消除影响。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谎报或者故意夸大海上险情。

　　第十七条　海上搜寻救助指挥机构接到海上险情报告后，应当做好记录，核实险情，确定险情等级，及时组织搜寻救助，并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海上搜寻救助指挥机构报告。

　　对不在本搜救责任区的海上险情，应当立即向上一级海上搜寻救助指挥机构报告，并向相邻责任区海上搜寻救助指挥机构通报。

　　紧急情况下，可先通过电话报告，再书面报告。

　　第十八条　船舶、设施、民用航空器或者人员在海上遇险，应当采取一切有效措施进行自救和避免造成海域污染；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海域污染的，应当立即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采取措施控制和消除污染，并向就近有关海事管理机构报告。

　　第十九条　海上险情现场附近的船舶、民用航空器收到海上遇险信息或者接到海上搜寻救助指挥机构的指令后，在不严重危及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应当及时开展搜寻救助。

　　第二十条　承担海上搜寻救助职责的单位，接到海上搜寻救助指挥机构的指令后，应当立即执行。有正当理由不能立即执行的，应当电话报告并及时向海上搜寻救助指挥机构书面报告。

　　第二十一条　搜寻救助行动的现场指挥由海上搜寻救助指挥机构指定。在现场指挥未指定前，第一个到达现场的救助单位（船舶或者航空器）应自动承担起现场指挥的职责。

　　所有参加海上搜寻救助行动的船舶、设施或者航空器应当服从现场指挥的统一指挥。

　　现场指挥应当及时向海上搜寻救助指挥机构报告现场情况和搜寻救助进展情况，执行海上搜寻救助指挥机构的指令。

　　第二十二条　参加海上搜寻救助的船舶、设施或者航空器未经负责指挥的海上搜寻救助指挥机构批准，不得擅自退出海上搜寻救助行动。

　　第二十三条　负责指挥的海上搜寻救助指挥机构可以根据气象、海况、技术状况等客观条件，决定中止或者恢复海上搜寻救助行动。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终止海上搜寻救助行动：

　　（一）所有可能存在遇险人员的区域均已搜寻；

　　（二）遇险人员在当时的气温、水温、风、浪条件下得以生存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

　　（三）海上险情应急反应已获得成功或者紧急情况已经不复存在。

　　海上搜寻救助的终止由海上搜寻救助指挥机构决定，必要时，报请本级人民政府决定。海上搜寻救助指挥机构应当将终止的决定及时向参加海上搜寻救助的单位和个人通报。

　　第二十五条　参加海上搜寻救助的单位、船舶、设施和航空器等，应当做好搜寻救助行动过程中的相关工作记录。

　　第二十六条　海上搜寻救助信息由负责指挥的海上搜寻救助指挥机构统一对外发布，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向社会发布或者散布海上搜寻救助信息。

　　第二十七条　海上搜寻救助指挥机构应当建立和完善搜救行动后评估制度，依托社会力量成立搜救行动后评估专家组（库）。

　　省海上搜救中心负责组织专家对特大和重大海上应急行动进行评估，并报中国海上搜救中心。

　　沿海市、县海上搜寻救助指挥机构负责组织专家对较大和一般海上应急行动进行评估，并报上一级海上搜寻救助指挥机构。



第四章　海上搜寻救助保障

　　第二十八条　沿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海上搜寻救助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本级海上搜寻救助体制、应急联动协作机制，完善应急预案和配套实施办法，加强海上搜寻救助能力建设。

　　第二十九条　承担海上搜寻救助工作任务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海上搜寻救助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三十条　通信管理部门应当保障海上搜寻救助应急通信渠道的畅通，并根据应急需要及时提供临时应急通信线路和通信设备。

　　第三十一条　海上搜寻救助指挥机构为开展海上搜寻救助行动，可以征用单位和个人财产。被征用的财产在使用完毕后，应当及时返还。财产被征用的，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给予补偿。

　　第三十二条　对获救人员的善后处理：

　　（一）获救人员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人员的，由港澳事务办公室、台湾事务办公室协调解决。

　　（二）获救人员为外国籍人员的，由其劳务派遣公司、实际用人单位或者其外轮代理公司负责处理。必要时，由外事部门协调解决。

　　（三）对无法确定真实身份的遇险获救人员，由公安部门协调解决。

　　第三十三条　对在海上搜寻救助工作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海上搜寻救助指挥机构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表彰。

　　第三十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海上搜寻救助指挥机构投诉、举报海上搜寻救助工作中的违法行为，海上搜寻救助指挥机构应当向社会公布投诉举报方式。



第五章　海上搜寻救助合作

　　第三十五条　省海上搜救中心应当加强与相邻省区及港澳地区的交流与合作，不断完善海上搜寻救助合作机制；根据合作机制或者中国海上搜救中心的要求，组织力量参加跨省区的海上险情应急行动。

　　第三十六条　市、县级海上搜寻救助指挥机构应当加强区域间的交流与合作，建立完善海上搜寻救助合作机制；根据合作机制或者上级搜寻救助指挥机构的要求，组织力量参加跨市、县的海上险情应急行动。

　　第三十七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海上搜救机构派遣航空器进入本省海上搜救责任区开展搜救行动，应当向省海上搜救中心申请并说明各有关事项，由省海上搜救中心统一报广州军区批准后实施。

　　第三十八条　需要与台湾地区搜救部门进行海上搜寻救助合作时，省海上搜救中心应当将情况上报中国海上搜救中心，由中国海上搜救中心负责组织、协调搜寻救助行动，或者在中国海上搜救中心的授权下，由省海上搜救中心与台湾搜救部门直接联系并开展海上搜寻救助行动。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规定第十六条，发现误报警后不主动消除影响，谎报或者故意夸大海上险情的，由此发生的海上搜寻救助费用由当事人承担，并由海事管理机构对公民可处50元以上100元以下的罚款，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处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

　　第四十条　承担海上搜寻救助职责的单位和个人违反本规定，不履行法定职责的，由其上级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海上搜寻救助指挥机构予以通报，并建议有关部门对相关责任人依法给予处分：

　　（一）接到海上搜寻救助指令后，无正当理由不参加或者未及时参加海上搜寻救助的；

　　（二）在海上搜寻救助行动中不服从海上搜寻救助指挥机构或者现场指挥的组织、协调、指挥的；

　　（三）擅自退出海上搜寻救助行动的。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规定第二十六条，擅自向社会发布或者散布海上搜寻救助信息造成不良影响的，由海上搜寻救助指挥机构责令其消除影响；违反治安管理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

　　第四十二条　有关单位或者部门的工作人员在海上搜寻救助行动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内河水域搜寻救助工作可以依照本规定执行。

　　第四十四条　本规定自2013年5月1日起施行。1995年12月5日广东省人民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印发的《广东省海上搜寻救助工作规定》（粤府〔1995〕99号）和1997年12月22日广东省人民政府、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印发的《关于修改〈广东省海上搜寻救助工作规定〉的通知》（粤府〔1997〕100号）同时废止。









试论我国刑法中国家工作人员的内涵与外延

作者：熊丙万


德沃金（美国）在其所著《法律帝国》一书中把法院喻为法律帝国的理想，把法官喻为帝国的王侯。社会公众要从法官那里得到公正、合理的判决，需要正直、善良、智慧的法官严谨地运用法律，但法官越是遵从于法律，对法律本身的理性要求就越强烈。马克思曾说过：“如果认为在立法者偏私的情况下可以有公正的法官，那简直是愚蠢而不且实际的幻想！既然法律都是自私自利的，那么大公无私的判决还能够无条件地执行它。在这种情况下，公正是判决的形式，但不是它的内容，内容早被法律所规定”。可见，法律是法官司法的基石，有理性的立法才能出现理性的司法，否则所谓公正的司法只是涂有其表。
刑法设定国家工作人员作为特殊的犯罪主体，目的是保障国家政务的廉洁性、公正性、严肃性，维护国家的声誉和威信，体现严格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奉公守法、克尽职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由于国家工作人员这个法律概念涉及到司法实践中对案件的侦查管辖分工和对被告人的准确定罪量刑，因此正确理解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极为重要。准确理解《刑法》第93条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的内涵与外延，有助于司法实践中的区分犯罪与非罪、准确的定罪量刑，提高国家的司法水平，保障国家、集体和个人的财产安全及公民的人身安全。
一、国家工作人员的特征。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无论是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中，一事物之所以成其为该事物并与他事物相区别，是由其特定的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决定的。一般地说，质的规定性是事物内在的规定性，或称本质特征或本质属性；量的规定性是事物外在的规定性，或称形式特征。因此，我们可以说质与量的对立统一或者是本质特征与形式特征的对立统一决定了某一事物特定的性质。国家工作人员的概念也不例外，同样是本质特征与形式特征对立统一的产物。
（一）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
什么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我们可以根据我国刑法和部分国际公约来理解。新《刑法》第93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可以包括4种人员：（1）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2）在国有单位和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3）受国家机关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4 ）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虽然上述4种人员的工作机构、 单位或者工作方式有很大差别，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属于“从事公务”的人员。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二条规定：“公职人员”系指：1 .论是经任命还是经选举而在缔约国中担任立法、行政、行政管理或者司法职务的任何人员，无论长期或者临时，计酬或者不计酬，也无论该人的资历如何；2.照缔约国本国法律的定义和在该缔约国相关法律领域中的适用情况，履行公共职能，包括为公共机构或者公营企业履行公共职能或提供公共服务的任何其他人员；3.缔约国本国法律中界定为“公职人员”的任何其他人员。同样我们可以得出国家工作人员都属于从事公务的人员。因此，我们可以说，“从事公务”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
公务即公事，《宋史、张鉴等传论》："从吉（慎从吉）勤于公务，而疏于训子"。[1]显然，从字面看，公务是相对于私务而言。所谓“从事公务”，一般是指国家公共事务，即“从事组织、监督、管理事务性质的活动，具有一定的管理职权”[2]。我们认为， 这种释论似过于简单，未能揭示新《刑法》条文所规定的“从事公务”的丰富内涵，因而有必要加以深入研究，以充分展示其全部内容。
长期以来，学界对“从事公务”也有不同的理解。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以下四种：第一种观点认为，从事公务就是“依法履行职责的职务行为以及其他办理国家事务的行为”。[3]第二种观点认为，从事公务是指“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单位中履行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责”。[4]第三种观点认为，从事公务是指“依法所进行的管理国家、社会和集体事务的行为”。[5] 第四种观点认为，“公务活动实际上就是履行职务的活动”。[6]
我们认为，对于“从事公务”，应当从活动的职能性和内容性两个方面或两个层次上来加以认识和把握。
首先，从活动的职能来看，从事公务的活动是一种具有领导、指导、组织、监督、管理性质的职能活动。这种职能活动，也可以简括为管理活动。它通常是以有关的主体享有一定的管理职权为前提的。如某个国家机关依法享有监督、管理某项业务领域的职权；某个社会团体获授权而享有协助政府管理某项活动的职权；某个政党依法享有执政或者参政即主持领导或参与领导国事的权力；某个个人因担任某项职务而享有监管某方面工作的职权等。没有一定的管理职权，是不可能从事公务这样的职能活动的。
其次，从活动的内容来看，从事的公务是属于公共事务。公共事务在实践中的范围比较广，种类也较多。概括地说，公共事务可以分为这样几类事务：（1）国家事务。这类事务是关系国家主权、 独立安全、领土完整及国计民生的事务。如制定法律、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建设国防、进行外交等。（2）地方事务。指关系到地方经济、文化、 社会发展的重大事务。如修建辖区内的重大公益工程项目、颁布地方法规、规章等。（3）社区事务。 指关系到一定社区范围内居民正常生活的事务。如组织社区范围内的居民进行文体活动、支援地方建设等。（4 ）企事业单位事务，指关系到某个单位、组织、团体正常的业务活动进行管理的事务。这里的“单位”，不限于是国有企事业单位，还可以包括非国有的企事业单位。因为，根据《刑法》第93条的特别规定，国家工作人员还应当包括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5）社会公益事务， 指关系到公共利益的各类慈善救助活动，如帮助贫穷儿童上学的希望工程、帮助贫穷妇女脱贫的幸福工作、帮助患病者、受灾群众的损款资助活动、“青年自愿者”活动等。但是，应当指出，国家工作人员所从事的公务，无论其属上述哪一种公务，都具有与国家公权力、地方公权力或者国有企事业单位的经营管理活动、人民团体的公共职能活动等具有直接联系的特点。如果某种公务不具有这个特点，那就不能成其为国家工作人员所从事的公务。因此，我们基本同意“公务是指具备法定权务和义务，由国家行为或者国家权力派生的行为”的观点[7]。
所以，从事公务必须具有上述两个特性的活动。或者简言之，是管理公共事务性质的活动。这是判定是否构成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当然，除上述两个主要因素外还涉及到时间因素，在上班时间实施的行为一般是公务，下班后实施的行为一般不是公务；同时还要考虑有无合法依据因素。接受命令，指令或领导安排、委托实施的行为公务，个人擅自作出的行为不是公务。
（二）国家工作人员的形式特征
国家工作人员除必须具备“从事公务”的本质特征外，还必须同时具备在特定的单位、机构、组织中任职或者以特定的方式“从事公务”的形式特征。我国刑法学界学者将此特征称之为“身份特征”，并认为“身份”与“公务”是相辅相成，二者不可或缺的关系。[8] 这种观点应当得到肯定。
依照新《刑法》第93条第1款的规定， 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是标准的国家工作人员，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依照新《刑法》同条第2款规定，在国有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受国有单位委派在非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国家工作人员论，即为准国家工作人员。总之，无论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还是其他形式的准国家工作人员，都必须是在特定的机构中从事公务，或者受委派从事公务，或者依法从事公务。这是“从事公务”的形式特征，舍此不能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因此，“公务行为的主体在行政上隶属于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并且通过依法选举、任命、聘任、委派等方式”[9]取得职务身份， 是成为国家工作人员的必要条件和途径。
二．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外延。
（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认定。
如何理解和把握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范围，是研究国家工作人员概念首先应当解决的问题。我国立法与司法实践对于国家机关有广义与狭义两种理解和规定。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的规定，狭义的国家机关仅指国家的权力机关即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国家的行政机关国务院和地方政府，国家的代表机关国家主席，国家的军事机关中央军事委员会，国家的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有的人认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除包括狭义的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外，还可以包括中国共产党机关的工作人员、人民政协组织的工作人员。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比较妥当的。
国家机关的范围也就是外延如果过宽则可能出现罪及罪刑失衡的现象；如果过窄，则不利于惩处犯罪，如党的机关工作人员泄露国家机密，就无法定罪处刑。那么国家机关到底应该包括哪些呢？我认为，刑法中的国家机关应是指广义的国家机关，不仅包括宪法规定的六类国家机构，还应当把各级党的机关、各级政协机关、各级军事机关当成国家机关处理：
1、各级党的机关和各级政协机关。刑法第93条提到以下三类组织，即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等单位、人民团体；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这种分类中可也看出，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和政协组织是包含于国家机关之中的。第一，以为对执政党和参政议政党，作为基本法的刑法典不可能对其作出规定，从93条来看，他们不属于人民团体和社会团体，只能归类到国家机关之中。第二，从刑法分则来看，国家机关也包含了中国共产党和组织和政协组织。分则第九章是以国家工作人员为主体的渎职罪，若不包括中国共产党和政协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则会遗漏在这些机关中工作人员的犯罪行为，一回事法网有失严密。第八章是以国家工作人员为主体的贪污贿赂罪，行贿罪的对象是“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执政党各级机关完全有可能成为行贿的对象，故而从立法的严密性来说，共产党和政协理应包含在国家机关之中。第三，从我国宪法的纲领性规定来看，中国共产党在我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起着领导的作用；人民政协是参政议政机关，只是我国的国体和政体，作为基本法的刑法必须体现这一点，如仅仅拘泥于某个发条的规定，则未免有“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之嫌。
2、各级军事机关。军事机关是国家的机器和专政工具之一，理应属于国家机关。虽然修订后的刑法将军队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渎职犯罪和妨害军事机关正常活动的犯罪分别在第十章的军人违反职责罪和第七章的危害国防利益罪中作了相应在的规定动作，但对军队院校中从事公务人员贪污贿赂方面的犯罪以及利用职权进行的报复陷害等犯罪未单独作出规定，因此还必须将各级军事机关列入国家机关。军队作为国家机关在《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中已有规定，虽然该决定现已失效，但仍应在修订后的刑法中对其立法精神予以参考。
同时，我们这种理解也不违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关于“公职人员”的规定，各级党的机关和各级政协机关和各级军事机关应该属于“缔约国本国法律中界定为‘公职人员’的任何其他人员”这一范畴。
（二）行政性公司中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身分的认定。
我国目前存在的部分留有行政机关痕迹或暂时代行或受委托代行部分行政管理职能的公司，即所谓的“行政性公司”，如电力公司、烟草公司、自来水公司、煤炭公司、煤气公司、铁路公司等，它们或以公司的形式成立，或是有原来的行政机关演变而来的，总之他们具有双从性，即行政性、企业性。笔者认为它们是市场经济改革的过渡型机构，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尤其是政企分开力度的加大，其最终会转变成一种纯粹的国有经济管理组织或社会管理服务组织，或公益服务组织。到完全转变后，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说明这类主体是完全区别于国家机关的国有企业、公司。但现阶段，基于它们的所具有的行政性，我们不能把它们中的所有人员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完全区别开来。笔者认为，在这些公司的行政性完全消除之前，这些公司中的符合以下条件的人员，人应该当作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看待：
1、具有一定行政职务（国家公职）及具有执法资格（形式要件）；
2、能够代便国家行使一定的行政管理职权，如人事任免权、组织管理权、行政处罚权等，也即依法具有执法权限（实质要件）。
符合这些条件的人员，自然不能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完全隔离开来，如果把这部分人排除在渎职罪等犯罪主体之外，显然不利于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三、准国家工作人员的外延。
“准国家工作人员”是相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亚称谓，辞书将“准”字解释为：“程度上虽不完全够，但可以作为某类事物看待”［10］，也即刑法所讲的“以国家工作人员论”。根据刑法第９３条第２款的规定，准国家工作人员有三类：（１）在国有单位和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２）受国家机关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３）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一直以来，理论界对“混合所有制公司、企业”中工作人员、上述第３类人员的理解和认识存在着分歧，如何理解这些人员的归属和性质将直接影响我国的司法质量和国家、公民的利益。
（一） 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国有公司是指公司财产完全属于国家所有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根据我国《全民所有制企业工业企业法》第2条的1、2款规定，国有企业是指财产完全属于国家所有的企业。与此相对应，非国有公司、企业是指财产不属于国家所有或者不完全属于国家所有的公司、企业。国有事业单位是指国家投资兴办、管理，从事科研、教育、体育、卫生、文化、新闻、广播电视等事业的单位。人民团体是指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各级工、青、妇等人民团体。
（二） 国家机关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
这类人员是受委派从事公务的人员，他们代表国家，为了国家的利益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从事公务，他们的权力来自于“委派”。“委派”是指为任何派出，受委派从事公务的人员，无论其先前身分如何，只要是受委派从事公务的，即应当视为国家工作人员。
虽然我国刑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对这类犯罪主体作出了规定，但是没有对这类主体的财产型犯罪的犯罪对象的认定方法加以规定。少数人认为，这类国家工作人员所侵犯的财产应该按照其所侵犯的国家公共财产的数量定罪量刑。这种观点是不妥当的，非国有公司、企业的资本结构可分为两类，即混合所有制和完全私有制。如果按照上述观点，显然不利于对非国有财产的保护。司法实践当中把这类人员所侵犯的财产全部按照国家共有财产处理，这是合理的。同时，国家立法、司法机关应该尽快对这方面立法或者作出司法解释，以便为司法实践提供准确的定罪量刑标准。
（三）国有参股的公司、企业中受委托人员的认定。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我国出现了与以前单一的公有制经济不同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和私营经济。混合所有制公司、企业是有不同性质的资本组成的公司、企业。显然它们不属于国有公司、企业的范畴。在混合所有制公司、企业中，对于由国家机关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前面已经作过论述，即把它们视为国家工作人员处理。
但在这类公司、企业中，往往有一部分工作人员或者全部工作人员不由国家机关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如国有参股的公司、企业在社会上聘请的总经理、部门经理等管理人员，他们是受委托从事对该公司、企业的管理活动。他们所从事的管理活动既涉及到国家公共财产，也有非公有财产。我们不能武断地说他们从事的是国家公务；同时他们也和非国家工作人员犯罪有很大的区别。对于这类犯罪主体如何认定，对于保护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至关重要，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有不同的看法。第一种观点认为，既然国有参股的公司、企业中的国有成分是国家公共财产，那么对国家公共财产的管理就构成国家公务的一部分，管理国家公共财产的人员就是“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是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并且认为这类人员涉及财产型犯罪时，犯罪的对象在抽象上按照国有资产所占的比例划分。[11]第二种观点认为，应当将国有控股的公司、企业中的这类人员“国家工作人员论者”，非国有控股的公司、企业中的这类人员不“国家工作人员论者”。并且认为对于国有控股的公司、企业中的这类人员在财产型犯罪的对象认定上，将所涉及的财产都按照国家公有财产计算。[12]第三种观点认为，这类受委托进行管理活动的人员，刑法和相应的司法解释已经明确的指出不按照国家工作人员看待，其不是“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
显然，前两种观点首先是不符合我国现行刑法和相应司法解释的规定的。另外，第一种观点不符合刑法基本原理，如果对犯罪对象的按照国有资产的比例划分，那就会出现一个行为同时触犯了“挪用公款罪”和“挪用资金罪”两个罪名的情况，对同一个行为进行了两次评价。对于第二种观点，笔者认为也是不合理的。对于国家控股的公司、企业中的国有财产按照国有公司、企业中的财产保护，但同样作为国有财产，到了非国有控股公司、企业，有什么理由不应该受到同样的保护呢？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其不但具有法律法规的依据，在司法实践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首先，根据罪行法定原则，既然这类受委托管理公司、企业财产人员的犯罪行为在刑法里已经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例如刑法271条、272条对这类人员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的规定，我们就因该按照规定处理。
第二，司法解释也明显把这类人员排除在“国家工作人员”之外。2001年5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176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利用职务便利非法占有本公司财物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该《批复》明确："在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除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从事公务的以外，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对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的规定，以职务侵占罪定罪处罚"。上述《批复》尽管是最高人民法院对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股份有限公司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侵占本公司财物如何定性的请示》的答复，但从其内容看，实质上是对国有公司及国有公司中国家工作人员的界定，即国有资本控股、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属于刑法第93条规定的国有公司，其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员，除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从事公务的以外，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对于国有公司的认定，有纯国有说、国有绝对控股说和国有相对控股说之争。其中，国有绝对控股说为司法部门所认可。但是，根据上述《批复》，国有公司的认定，应采用纯国有说，即国有资本百分之百属国有性质的，才能认定为国有公司。与之相适应，国有参股的公司、企业中的受委托人员也应该不是“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者”。
同时笔者认为，该司法解释明确了国有公司及国家工作人员性质的判定标准，不仅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而且适用于有限责任公司及其他企业。不仅适用于贪污罪、职务侵占罪，而且还适用于受贿罪、挪用公款罪等其它国家工作人员的犯罪。
第三，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即使是国有控股的公司、企业，也存在多级控股的情况，二级以下的子公司中的国有资本越来越少，甚至已经失去控制地位。如果按照上述第一种或者第二种观点来认定这类人员，必将给理解上造成很大的混乱，尤其是对犯罪对象的确定将是理论上和实践中一个更大的难题。
第四，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二条规定来看，“2.照缔约国本国法律的定义和在该缔约国相关法律领域中的适用情况，履行公共职能，包括为公共机构或者公营企业履行公共职能或提供公共服务的任何其他人员”这当中明显强调公营企业中的人员理解为“公职人员”，并且按照通说，公营企业是指全部财产属于国有的企业。所以把“国家机关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排除在“公职人员”之外也是合理的。
（四）“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