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基本建设支出预算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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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绍兴市人民政府


绍兴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规定

绍兴市人民政府令第59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资产评估管理

　　第三章　产权转让管理

　　第四章　资产核销及划拨管理

　　第五章　对外投资及融资担保管理

　　第六章　资产收益管理

　　第七章　责任追究

　　第八章　附则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国有资产管理活动，明确国有资产管理的职责和权限，保障国有资产的安全和增值，促进国有资产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维护国有资产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企业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办法》、财政部《国有资产评估管理若干问题的规定》、《国有资产评估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和《浙江省国有资产流失查处试行办法》等行政法规、规章的规定，结合绍兴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国有资产是指国家依法取得和认定的、或者国家以各种形式对企业投资和投资收益，以及国家向行政事业单位拨款等形成的资产。包括实物资产、货币资金和有价评券、无形资产，以及其他财产权利。

　　第三条　凡市属国有资产的评估、转让、投资、担保、核销、划拨、收益管理以及对国有资产违法、违规处置行为的查处，适用本规定。

　　第四条　市级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按照规定的职责和权限，对市属国有资产实施管理和监督。

　　第二章　资产评估管理

　　第五条　资产占用单位凡发生单位改制、产权转让、资产重组、股权结构调整、以非货币资产对外投资、破产清算等经济行为时，应当对相关国有资产进行评估；资产占用单位凡发生收购非国有资产、与非国有单位置换资产、接受非国有单位以实物资产偿还债务等经济行为时，应当对相关非国有资产进行评估。

　　第六条　资产占用单位发生上述评估事项，应当委托具有国有资产评估资质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对于以单位改制、整体产权转让为目的的资产评估项目，由财政（国资）部门会同单位主管部门（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公司）共同委托评估。

　　第七条　资产占用单位应当如实提供有关情况和资料，并对所提供情况和资料的客观性、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资产占用单位在评估开始前应当自行组织进行财产清查或委托社会中介机构进行财产清查。

　　对于以单位改制、整体产权转让为目的的资产评估项目，应当由审计机关或由财政（国资）部门会同单位主管部门（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公司）共同委托社会中介机构进行最近三年的财务收支审计。

　　第八条　对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实行评估结果公示制。公示结果无异议后，评估机构出具正式评估报告。

　　第九条　财政（国资）部门对评估项目实行核准制和备案制。经市政府（国资委）批准的组建企业集团、授权经营、申请上市、对外投资、企业破产等国有产权变动和企事业单位改制的所涉及的资产评估项目，采用核准制；除核准项目以外的其他国有资产评估项目，采用备案制。

　　第十条　国有资产出让应当以资产评估结果作为作价的基本依据。国有资产公开出让的出让底价、协议出让的实际交易价格，一般不得低于评估价值；国有单位收购、受让非国有资产的实际价格，一般不得高于评估价值。凡出让底价、协议出让的实际交易价格低于评估价值或收购受让的实际价格高于评估价值的，资产占有单位应当报财政（国资）部门批准。

　　第十一条　财政（国资）部门按照国有资产分级管理的原则，对具体评估项目进行定期、不定期的抽查。对在评估抽查中发现的重大、典型案件，财政（国资）部门可以将抽查情况和处罚结果进行通告或在新闻媒体公告。

　　第三章　产权转让管理

　　第十二条　国有产权转让，是指有偿出让或受让国有有形资产、无形资产所有权以及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经营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等权利的行为。

　　第十三条　国有产权转让行为应当在依法批准设立并具有国有产权转让从业资格的产权转让机构内进行，严禁擅自转让和场外交易。

　　第十四条　国有产权的出让主体应当是市人民政府（国资委）、政府指定的部门或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公司。被出让产权的单位本身不得作为产权出让主体。国有产权的受让主体可以是境内外具有购买能力，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受让主体为市属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或事业单位的，应当报经市政府（国资委）批准。

　　第十五条　国有产权转让必须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交易规则，一般采用拍卖、竞价出让、招标出让、挂牌出让等公开出让方式，个别因情况特殊确需采用定向转制或协议转让的，应当报经市政府（国资委）批准。

　　第十六条　出让国有产权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一）出让资产总额在500万元以下并且国有净资产在200万元以下的，由财政（国资）部门审批；

　　（二）出让资产总额在500万元以上（含500万元）或者国有净资产在200万元以上（含200万元）的，由财政（国资）部门审核后，报市政府（国资委）审批。对于一些特殊的产权出让项目，市政府（国资委）可以将产权出让审批权委托给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公司或政府指定的部门。

　　第十七条　出让国有产权应当进行财产清查、财务审计和资产评估，具体按照本规定第二章的有关条款执行。

　　第十八条　国有资产（包括股权）被人民法院冻结或拍卖的，资产占有单位（国有股权持有人）应当在收到人民法院送达冻结或拍卖裁定书后5天内报财政（国资）部门备案。

　　第四章　资产核销及划拨管理

　　第十九条　行政事业单位及国有独资、控股企业，应当加强对各项资产的管理和核算，有效控制资产损失。各单位对发生的资产损失，应及时组织人员进行清查，查明原因，分清责任，落实赔偿措施。扣除赔偿部分以后的资产损失，按规定申请核销。报批核销的国有资产主要包括单位盘亏、报废、毁损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及存货等实物资产，无法收回的债权、股权、其他权益资产及虚盈实亏的帐面资产。

　　第二十条　对于确实无法挽回的资产损失，在扣除责任人及保险公司的赔偿后，按以下权限报经批准后予以核销：

　　（一）行政事业单位核销单件（台）帐面价值在5000元以下的仪器、设备等实物资产，由资产占有单位报主管部门审批，并抄送财政（国资）部门备案；核销单件（台）帐面价值在5000元以上（含5000元）的实物资产，由资产占有单位提出申请、经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报财政（国资）部门审批。

　　（二）核销行政事业单位、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债权、股权损失以及实物资产，一次性报损金额在500万元以下的，由财政（国资）部门审批，报市政府备案；一次性报损金额在500万元以上（含500万元）的，经财政（国资）部门审核后报市政府（国资委）审批。行政事业单位、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报损核销实物资产，应经主管部门或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公司组织技术鉴定；报损核销国有债权及股权，应当符合规定条件并经社会中介机构审计评估。

　　第二十一条　因体制调整、机构撤并等原因引起的资产划拨，依据事权划分资产，在交接双方协商一致的基础上，报财政（国资）部门审核后办理交接手续。

　　第二十二条　行政事业单位闲置不用或超过编制定额的固定资产，经调查核实后，由政府（国资委）统一调剂使用，或向社会公开出让。资产出让收入全额用于行政事业单位固定资产更新。

　　第二十三条　投入企业的国有资产或财政性资金，除按规定享受扶持奖励政策外，一般应作为追加的国有投资，增加国有净资产或国有股权。追加国有投资应当按照本规定第二十五条进行审批。

　　第五章　对外投资及融资担保管理

　　第二十四条　国有资本的投资主体一般为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公司和国有投资公司。党政机关不得投资办企业。

　　第二十五条　国有资本对外投资的审批权限规定如下：

　　（一）投资金额在1000万元以下的，由财政（国资）部门审批，报市政府备案；

　　（二）投资金额在1000万元以上（含1000万元）的，经财政（国资）部门审核后报市政府（国资委）审批。市政府确定的城建、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国有资本出资，由财政（国资）部门审核，报市政府备案。

　　第二十六条　国有企业要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对外担保制度，规范对外担保的操作程序，签订规范的担保合同和反担保合同。企业对外提供经济担保，应认真了解被担保单位的资信情况，一般采用互担保、反担保等担保方式。国有企业不得向非控股企业提供单向担保。国有企业对外提供的各种类型的担保，应在签约后及时报财政（国资）部门备案。

　　第二十七条　除经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政府或国际金融组织贷款所提供的还款担保外，党政机关不得为任何单位提供经济担保。

　　第六章　资产收益管理

　　第二十八条　国有资产收益包括国有产权出让收入、国有资产经营性收益以及依法取得的其他收益。

　　第二十九条　国有产权出让收入，按下列规定处理：

　　（一）出让方为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公司的，其国有产权出让收入由授权经营公司收取，专项用于职工分流和企业再发展，财政（国资）部门对其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二）出让方为政府指定部门的，其国有产权出让收入全额缴入国有资产收益专户。

　　第三十条　上缴的国有资产经营性收益，全额缴入国有资产收益专户。

　　第三十一条　国有资产收益主要用于安置在职职工和离退休人员、支付转让费用、国有资本再投入以及补充社会保障基金。职工安置费用、产权转让费用由财政（国资）部门审定核拨；国有资本再投入、补充社会保障基金等支出项目由市政府（国资委）研究决定。

　　第三十二条　建立国有资产收益报告制度，年度国有资产收益专户的收支核算情况，财政（国资）部门要在次年的第一季度末报市政府（国资委）审查批复。

　　第七章　责任追究

　　第三十三条　占有、使用和管理国有资产的单位或者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及其他有关部门依法给予经济和行政处罚；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国有资产产权变动不按规定进行资产评估、产权登记或者产权界定的；

　　（二）违反规定转让国有资产产权的；

　　（三）在单位改制、产权转让期间隐匿、转移国有资产，以及弄虚作假、以各种名目侵占国有资产的；

　　（四）在承包或者租赁中，不按规定发包或者出租的；

　　（五）在经营管理中，损害国有资产权益或者依法对损害国有资产权益的行为负有监督制止义务而不履行义务的；

　　（六）在对外收购、兼并中损害国家利益的；

　　（七）违反规定提供担保的；

　　（八）在财务处理时，不按规定将国有资产收益入账或者擅自调减国有资本金及权益的；

　　（九）其他违反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行为。

　　第三十四条　资产占有单位违反有关规定，致使资产评估结果失实的，其资产评估结果无效，由财政（国资）部门另行委托评估。

　　第三十五条　资产评估机构违反有关规定、出具虚假评估报告的，根据情节轻重，提请省级财政（国资）部门分别给予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暂定执业、吊销资产评估资格证书等处罚。

　　第三十六条　产权交易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提请省级财政（国资）部门依法给予处罚：

　　（一）申请资格时伪造证件或弄虚作假的；

　　（二）未按规定办理或接受年度检查的；

　　（三）仿造、涂改、出租、出借转让《国有产权转让资格证书》的；

　　（四）违反有关规定弄虚作假，造成出让方、受让方利益损害的。未取得国有产权交易资格，擅自从事国有产权转让业务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其停止违法活动，并按有关规定依法予以处罚。

　　第三十七条　承担资产评估、会计、审计、验资、产权交易、拍卖等业务的社会中介机构从业人员，失职、渎职或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造成严重后果或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则

　　第三十八条　各县（市、区）国有资产管理，以及市属二轻、供销系统的集体资产管理，可以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三十九条　本规定由市财政局（国资办）负责解释。

　　第四十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市政府以前发布的有关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儒法之比较及其现代意义

胡银月*


摘要：纵观中国古代法律思想史，各家学说有如天空璀璨的群星，然从其影响力来说，儒法两家是足具影响力的学派。可以说，中国传统法制乃在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的不断作用中而形成。① 研究二者对当代依法治国和以人为本的方略都有重要作用和影响。

一． 儒家思想概说②
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
“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
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使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
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的理想社会。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儒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如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这是最彻底、根本和积极的办法，断非法律制裁所能办到。
儒家的“人治”主义，就是重视人的特殊化，重视人可能的道德发展，重视人的同情心，把人当作可以变化并可以有很复杂的选择主动性和有伦理天性的“人”来管理统治的思想。从这一角度看，“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有很大的联系。“德治”强调教化的程序，而“人治”则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由于儒家相信“人格”有绝大的感召力，所以在此基础上便发展为“为政在人”、“有治人，无治法”等极端的“人治”主义。

二． 古代意义之法治③
可以说，法家的法律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新学”。所谓“新学”是相对以儒家
为代表的“礼治”主义的“旧学”而言的。“新学”与“旧学”的分歧归结为“法治”主义与“礼治”主义、“德治”主义、“人治”主义的分歧。
法家的“法治”主义有其特征：主张干涉而反对放任；排斥“人治”主义而独任“法治”主义；排斥“礼治”，不承认自然法的存在；主张国家至上，社会团体甚至血缘亲属团体的利益都得服从君主的国家利益；反对徒任“势治”。法家的思想以“唯物论”为出发点，常常注意此时此地的环境，又深信政府万能，而不承认人类个性的神圣。它的政治主张严格的干涉，但干涉须以客观的“物准”为工具。这一“物准”就是被视为“规矩、权衡”的法律，不容许统治者任意的论心定罪。人们只有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才能得到自由和平等。“法治”主义的精神实质就是“物治”，所以又称“法治”主义为“物治主义”。④一方面，是用客观的标准如规矩、权衡、斗量、尺寸等物一样的客观的、人设的、固定不变的法来衡量所有的人；另一方面，是把人当物来治理。也就是把人当成可以用固定的、客观的规矩、尺寸等“物准”去准确无碍地衡量的东西，而不考虑人的特殊能动性。
同儒家的“礼治”相比，法家的“法治”反对宗法等级制和世袭制，要求平等守法，并且主张制订和公布成文法，凡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所以说“礼治”和“法治”的主要分歧不在于制裁手段，而在于行为规范的内容本身。也就是讲贵贱、尊卑、长幼、亲疏之“异”的差异行为规范与一断于法的统一行为规范之间的分歧。①
同“德治”相比，“法治”主义轻视或完全否认道德教化的作用，这和儒家多数主张人性善而法家主张人性恶有关。
法家的“法治”主义，首先值得称道的即是它把握住了历史进化的法则，并且顺应历史进化的法则来创造，反对保守和空想。它的“实践精神”和“功用主义”都由此而产生。但其缺陷在于过分忽略了“礼”、“德”、“人”和“法”在政治上互相依辅的作用。“法治”主义昙花一现，原因有二：一是由于礼治主义、人治主义久已深入人心，而共同和“法治”主义为敌。“法治”主义虽一时占上风，但最终被“礼治”主义学说所征服。二是法家极端强调国家利益，而轻视个人利益，虽能救一时之弊，但不能确保社会的长治久安。这不仅是“法治”主义思想在汉以后不发达的原因，也是法律和法学不发达的原因所在。②

三． 现代意义之法治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法治”的含义和今天我们所倡言的“法治”的含义是有很大差别的。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在中国古代是不存在的。
那么什么是法治? 法治起源于西方社会，在西人亚里士多德看来,法治就是一切都依法而治,而大家所遵循的法律都是良法。这一简约的概括朴素地反映了法治的基本精神。但是,亚里士多德在这里预设了一个前提:法治要以良法为基础。为此,他确立了一些立法原则。那么,什么是良法呢?尤其是从现代角度审视,我们所要求的良法又是怎样的呢? 法自君出不会是良法;行刑重轻,法峻刑严不是良法;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更不是良法。良法必须体现社会全体人民的公共意志,反映社会每一成员的理性意愿,保障每一成员的人权,它是全社会每一成员共同参与并签订的公共契约。人们违反它就是违背了自己的承诺,要承担“违约责任”,受到制裁。所以,法治要求法治社会之法律本身应是人民共同意愿的提炼,而不只是反映某个人或一部分人的意志,否则它就得不到普遍遵守;要求法律保障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权利,而不只是赋予某些人特权。法治的基本精神是公平、正义、自由和权利, 限制权力，法治亦是这些基本的民主原则的具体体现和保障,而良法乃至法治的基础是民主。概言之,民主是法治的基础,法治是民主制度的具体内容和形式。
民主、法治、市场都是率先在西方社会生长并成熟完善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法制建设上也引进移植了不少西方法律制度。但是,法律制度的引进与移植远不像生产方式的转变或工艺技术的改进那么简单。被移植的法律的规范制约作用的有效发挥有赖于一定的文化基础,有赖于植入地人文资源是否蕴含法治基因,有赖于植入地植被对法治精神的兼容性。“逾淮成枳”的现象同样适用于人文世界。“法治的现代化并非一个简单的向欧美国家的认同过程,其间还蕴含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对现代化的不同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还必须对自己的传统有一个正确的定位和处理。”民主与法治是西方文化的表征,是西方价值观念的载体,那么,西方文化中的法治精神能否植根于中国厚实的儒家文化土壤呢?以儒家伦理为内核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否承接和转化这西方法治文化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缺乏“法治”的历史传统,即在社会秩序和规范中,“法治”始终未占主导地位，这就必然给中国当代建立“法治”社会秩序带来困难。

四． 借鉴和启示
虽然今天所倡导的法治跟古代的“法治”几乎不同，但不可否认的是，古代法家仍然有许多地方是值得我们认同的。二千多年前他们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具有客观性。法家所提出的“不别亲疏，不疏贵贱，一断于法”是对法的平等适用的肯定。 法家思想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他们主张公布成文法，法应清晰、简明，具有统一性和稳定性及可操作性和可预见性等。①法家思想的这些积极方面都是值得学习和借鉴，对今天的法治建设是有利的。
同时我们要看到法家的重刑政策和愚民政策，压制议论和专制王权的方式，与民主与自由是格格不入的，更不是我们今天要的法治。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及专制王权，使得人们观念中缺乏法治的观念。今天中国提倡依法治国，实行法治，但是“法治的落实不在于用法条来取代固有的文化传统,而是要把人们对法、法律和法治的信念融入到人们的血液中去、融入到代代相传的文化传统中去。”提高人的法律素质,增强人的法治意识,灌输自由意识、平等的观念乃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任务。如果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淡薄,思想政治素质低, 即使有比较健全和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也会因为得不到遵守而不起作用,甚至形同虚设。所以,“人”仍然是关键。在古希腊传统文化中,法律的至高无上的权威,是与公民的自由和平等以及立宪政体等道德理想联系在一起的。“法律与人性的关系,法律与权力的关系,也都是从城邦的‘善’来阐释的,从而使法治观具有一种超越法律的特殊性而成为更高层次的理想观念品格。如果仅仅在法律层面而不深入道德理想层,不探讨法律的价值基础和价值根源,无以最终确立法治观。”②权力从属于法律,实行法治而不是人治,否则国家就会丧失其真正的本质和特征。西塞罗有句名言:“我们是法律的仆人,以便我们可以获得自由。”西方人的这些传统告诉我们,他们的“法治”传统与我们的“德治”传统同样古老而长久。中国人选择了(这里的选择并非主观意志)“德治”为其根本,并影响至今，建立“法治”秩序,决不是一朝一夕之事。西方人选择了“法治”为其根本,也影响至今。但无论以何为根本,都没有离开“人”这个根本的价值主体。这实际上是儒家“德治”文化思想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因此,提高我们每个中国人的“法治”素养和“德治”素养,是当前精神文明建设中最根本的任务，也是我们要达到法治目标的根本方法。只有在儒家和法家深厚的文化土壤中取其精华，去其糟泊，才能为今天的法治建设指引一条宽广而平坦的路，也才能被真正得以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