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判决及其法律适用问题初探/曹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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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为采购主体的违法行为“埋单”？

作者：谷辽海
来源：中国经济时报
http://www.cet.com.cn/20060120/GUONEI/200601202.htm
发表时间：2006年01月20日

在政府采购活动中，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以下简称采购主体）虽然与供应商的权利义务在客观方面存在着许多悬殊，采购主体往往享有许多供应商不曾有过的权利，如选择采购方式的权利、审查供应商资格的权利、选择评标专家的权利、选择定标方法的权利等，但是，从理论上来说，法律赋予双方当事人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然而，《政府采购法》、《招标投标法》在设置双方当事人的法律责任条款时，却制定了许多的不平等条款。

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０日，广东省某市财政局对该市投诉供应商某市世纪数码电器工程公司（以下简称投诉人）与某市教育局（以下简称采购人）、某市宏大招标公司（以下简称招标公司）、第三人某市天天数码电器公司（以下简称第三人）等当事人之间“多媒体工程”公开招标采购争议一案，作出投诉处理决定：投诉人于２００５年５月１８日对采购人提起投诉。投诉人称，２００５年５月６日，招标公司代理采购人在当地的政府采购网上发布“多媒体工程”的预中标结果公示信息，投诉人排列第一，其次是第三人。同年５月１７日，投诉人接到中标通知书，曾经三次向采购人要求签订中标合同，但采购人始终回避投诉人的申请，迟迟不给予答复。某市财政局对投诉内容经过审查后认为，采购人确定中标、成交结果后，通过招标公司发出中标通知书而不与中标供应商在约定的时间内签订政府采购合同，其拒绝签约行为违反了《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一条第一款第六项规定。为此，财政局依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二项规定，作出投诉处理决定：撤销“多媒体工程”的政府采购合同，将该合同授予第三人。投诉人认为，财政局既然认定采购人的行为违法，又不责令采购人履行政府采购合同，反而让第三人与采购人签订政府采购合同。为此，投诉人在法定时间内将财政局推上了行政诉讼的被告席。法院行政诉讼的结果是维持市财政局的具体行政行为。

前述这个案件如果仅仅从《政府采购法》的相关规定来分析，财政局的行政处罚是有明确法律依据的，我们很难说其违法。因为法律对于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在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后不与中标、成交供应商签订采购合同的，只要这一事实成立，那么行政主体对这一违法情形的处理结果是：中标、成交供应商已经确定但采购合同尚未履行的，撤销合同，从合格的中标、成交候选人中另行确定中标、成交供应商。显然，法律这样的规定，对于排列第一的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是非常不公平的。那么《招标投标法》的相应的条款规定得是否科学合理一些呢？回答是否定的。《招标投标法》没有对招标人拒签招标合同作出明确的规定。

下面，再来看一起政府采购合同缔结程序中的贿赂行为而引起的争议。在分析之前，需要说明的是，政府采购合同在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是属于行政合同，代表着公共利益，合同的当事人如果是通过贿赂手段签订的，显然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合同必然无效。但我国的政府采购法则是看具体情况，并不一概认定是无效行为。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８日，原告某市尖锋电脑销售公司（以下简称原告）向四川省某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称，２００５年９月３日，原告参加了某市信达招标公司（以下简称招标公司，或称被投诉人）代理的“某市师范大学教学设备购置项目”公开招标活动，投标结束后，被投诉人招标公司在当地政府采购网站上公布了预中标供应商的名单，原告与投诉人某市办公自动化设备公司（以下简称投诉人）、第三人某市汉阳计算机销售公司（以下简称第三人）分别排列为第一、第二和第三的名次。同年９月１１日，原告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当天就与采购人签订了“某市师范大学教学设备购置项目”的政府采购合同。该合同履行过程中，被告某市财政局（以下简称被告）接到投诉人的投诉，称招标公司在本次公开招标过程中存在着受贿行为，投诉人曾向负责本次政府采购代理事务的招标公司副总经理赠送了一台笔者本电脑，但却未能够获得本次政府采购合同。被告财政局经过调查后证明投诉人的投诉情况属实。为此，财政局撤销了原告与采购人签订的“某市师范大学教学设备购置项目”政府采购合同，责令招标公司将受赠的电脑退还给投诉人，与此同时，另行确定排列在第三名的预中标供应商也就是本案的第三人作为本次政府采购项目的中标供应商，与采购人重新签订了政府采购合同。原告认为，收受贿赂的是招标公司负责人，行贿的是投诉人，原告并没有向任何人行贿，在投标过程中他们公司不存在着任何的违法行为，然而原告与采购人所签订的政府采购合同却撤销了。被告财政局的投诉处理结果显然侵害了他们公司获得政府采购合同的机会。为此，原告要求法院撤销被告财政局的具体行政行为。同年１２月１５日，法院作出行政判决，维持财政局的投诉处理决定。

看完这个案件，我们同样为受害的供应商原告而惋惜。那么，财政局和法院各自的处理结果有法律依据吗？我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在采购过程中接受贿赂或者获取其他不正当利益情形的，依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处理，即中标、成交供应商已经确定但采购合同尚未履行的，撤销合同。我国法律这种规定显然是不符合立法原则的。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作为合同的一方当事人，在合同缔结过程中通过不正当的手段谋取私利，侵害了所有参加公平竞争的供应商的合法利益，侵害了国家利益和神圣法律的尊严。
（３８）


（注：本文作者谷辽海为北京市辽海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律师，本文系群众出版社出版的谷辽海先生的新作《法治下的政府采购》一书中的连载文章）


死刑复核程序之完善

蔡鸿铭


论文提要：
死刑复核程序作为我国独具特色的程序，对于严格把握死刑的适用，统一掌握死刑标准，贯彻少杀、慎杀的刑事政策曾起到一定的作用。死刑复核程序制度的设计及被严格遵守，直接关系到死刑案件的质量，直接关系到死刑的准确适用和严格适用问题。然而，由于制度设计的疏漏，我国目前死刑适用标准不统一，死刑复核制度与二审合二为一，死刑复核程序虚置现象严重，死刑复核程序在实践中的运行难以实现立法的初衷。本文试从我国死刑复核制度的历史、现状着手，分析现有死刑复核程序制度设计上的问题和死刑复核权下放的弊端，进而探索其出路。
关键词：死刑复核，程序，完善
死刑，又称生命刑或极刑，它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惩罚犯罪的一种最严厉的刑罚，具有不可挽救的特点。我国在死刑存废问题上坚持不废除死刑，但要从严控制死刑的适用，坚持少杀、慎杀、防止错杀。 这一政策在实践中的体现是我国不仅在实体法上对死刑的适用进行限制，而且在程序法上对死刑的适用也做出了特别的规定，这就是死刑复核程序。
死刑复核程序是指人民法院对判处死刑的案件进行审查核准的一种特殊程序。 普通刑事案件实行“二审终审”制，第二审裁判为终审裁判，一经作出立即发生法律效力；而死刑必须经过复核这一特别程序进行复审，只有经过复核并且核准的死刑判决才能发生法律效力，才能交付执行，这是二审终审的例外。
2002年在延安刑场上发生了惊心动魄的“枪下留人”的董伟案，首次引起法学界人士对死刑二审程序和复核程序的讨论。董伟一案反映出我国死刑复核程序中存在的重大问题——死刑复核程序的虚置化、形式化；而不久前发生的河北聂树斌“冤杀”案和湖北佘祥林杀妻冤案则进一步暴露了我国死刑复核程序的弊端。
一、 死刑复核程序的发展和现状
死刑复核程序制度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经过秦汉发展到北魏时期，死刑案件基本上由皇帝最后核定，到了隋朝，还设置了专门的机关，明清时期已形成了复核案件的秋审、朝审制度。死刑复核程序中最关键的是核准权（又称死刑复核权）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此问题上曾几次变化（详见下表）
相关法律、
司法解释 最高法院核准的死刑案件 省高院核准的
死刑案件 省高院核准的死缓案件 备注
1979年7月1日通过 刑事诉讼法 所有死刑案件 所有的死缓案件
1980年3月6日通过 全国人大常委会（80）人大常委会字第10号通知 现行的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等犯有严重罪行当处死刑的案件 在1980年内
1981年6月10日通过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死刑核准问题的决定 反革命犯、
贪污犯 在1981年至1983年内
1983年9月2日修改 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3条 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死刑的案件 必要时授权省高院行使
1983年9月7日 最高法院关于授权高级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 反革命案件和贪污、受贿、走私、投机倒把、贩毒、盗运珍贵文物出口案件 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死刑的案件 解放军军事法院可行使
1991年6月6日 最高法院关于授权云南省高院核准部分毒品犯罪死刑案件的通知 云南省的毒品犯罪死刑案件 最高法院判决和涉外的毒品犯罪死刑案件除外
1993年8月18日 最高法院关于授权广东省高院核准部分毒品犯罪死刑案件的通知 广东省的毒品犯罪死刑案件 广东省高院一审判决和涉外的毒品死刑案件除外
1996年3月17日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199-202条 所有的死刑案件 所有的死缓案件
1997年3月14日 修改后的刑法第48条 所有的死刑案件 所有的死缓案件 最高法院判决死刑案件除外
1997年9月26日 最高法院关于授权高级法院和军事法院核准部分死刑案件的通知 刑法分则第一、三、八章规定的犯罪判处死刑的案件 刑法分则第二、四、五、六（毒品除外）、七、十章规定的犯罪，判处死刑的案件 解放军军事法院可以行使
以上死刑复核权的变化表明：第一，我国的死刑复核权一直由最高人民法院或高级人民法院行使；第二，死刑复核权的下放更多的是基于简化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率的考虑；第三，不同类型犯罪的死刑核准权归属不同。死刑核准权的下放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打击犯罪的及时，但与之相连的负面影响也非常明显。我国刑法对有些犯罪的定罪量刑规定的比较笼统，加之各地的实际情况不尽相同，审判人员的法律水平和素质参差不齐，造成不同地方死刑标准不同，使死刑复核程序防止错杀、减少偏差、保证公正的目标难以得到实现，不利于有效地控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也不利于实现定罪量刑的综合平衡。
由于下放死刑核准权的均为实践中多发、量大的犯罪，实际造成了我国判处死刑的案件，绝大多数由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核准并下发执行命令。从审级上讲，被授权核准死刑的法院，也是死刑案件的二审法院，各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在审理中实际上是将二审程序和复核程序合二为一。因此，对绝大多数死刑案件，死刑复核程序实质上被取消了。
二、 死刑复核程序在制度设计上的问题
作为中国司法救济程序组成部分的死刑复核程序，其设计的初衷在于对死刑案件进行严格的审查，避免审判的错误和随意化，为犯罪人多提供一层的保护，以期达到对人类生命的珍重，与国际人权接轨。因为二审程序和死刑复核程序的存在使得第一审法院的判决可以受到上级法院的两次司法审查，并使当事人尤其是被告人能获得两次独立的司法救济，因此它们在刑事诉讼中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仔细审视中国的死刑复核程序便会发现其制度设计体现了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难以真正发挥应有的保障作用。
（一）死刑复核程序由法院单方控制，沿用书面秘密审核方式进行，缺乏透明度，有违公正的价值理念。
死刑复核程序不是通过开庭审理的方式进行，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202 条中规定了死刑复核的组织，而对于死刑复核的内容、方式、期限和复核后的处理并未作出规定。死刑复核程序立法的欠缺与其在刑事诉讼中的重要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在实践中死刑复核一律采取不开庭的方式。首先，死刑复核程序是上下级法院之间材料报送的过程。这种过程几乎是秘密的，控辩双方无从知晓，更无从介入。其次，死刑复核程序的审理过程以秘密阅卷为主。不开庭使得控辩双方无法参与其中，无从表达意愿，对复核结果难以施加有效的影响。最后，与不开庭审理方式紧密相连的是程序的单方控制性，主要表现在，人民法院主导着死刑复核程序的运行，而控辩双方只能被动等待裁决的结果，无法实施有效的制约和牵制，诉讼方特别是被告人期待通过死刑复核程序进行申辩的机会落空。
（二）死刑复核程序由法院主动加以启动，与司法权的中立性相违背，难以保持司法权应有的公正形象。
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是一种由人民法院主动启动，在人民法院内部自行运作的对死刑案件的审查与控制程序。在未经过控辩双方申请的情况下，由司法主体自行对案件实施审查与复核活动。纵然死刑案件是一类特殊案件，司法权运作方为达到对其慎重处理的目的，对此进行干预是必要的，但是这种干预不能以牺牲司法权的特性为代价。死刑复核程序由于司法权的主动性而在一定程序上失去了诉讼的性质，在主动性的作用机制下，司法权可能会丧失中立性及其运作过程中的冷静与自律，容易怀有偏见，其裁决结论也难以获得控辩双方普遍认同，司法权存在于公众之中的公正形象也会失去。
（三）死刑复核程序的设置过分强调对效率的追求，忽视诉讼活动的终极目标，动摇了司法权的基础。
死刑复核程序的下放，客观上避免了案件的积压，缓解了最高法院的压力，使案件可以较为迅速得以审结，避免了诉讼的拖延，有助于及时惩罚犯罪。但在关注效率的同时，程序的正义和公正如何保障？适度追求效率，使当事人受到及时的审判，避免长时间的讼累，是司法现代化的体现，也是司法体制正常运作的必然要求。但是，提高诉讼效率毕竟不是国家进行刑事诉讼活动的终极目标，它只能是用以正确保障正义者以最高法律价值在审判过程及裁判结果中得以体现的工具。离开了对正义的追求，审判活动就不会具有任何意义和存在的价值。对效率的过分追求在损害正义之外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必然导致司法的行政化倾向，动摇司法权的基础，导致对权利救济的弱化，丧失控制权力的功能。西方有一句非常有名的法谚：Justice delayed is justice denied (迟来的正义非正义)。但是对于今天所谓的“快速正义”更应该保持警惕。司法实践中的“从重从快”，“从重”到了忽视明显疑点的程度，“从快”到了不给任何申告机会的程度，即使不算是草率，至少不能说是严谨。生命丧失而不可恢复，更显其珍贵；死刑是以法律与正义的名义剥夺个体的生命，更应慎重。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对正义的追求应压倒对效率的盲目推崇。
（四）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体现了对程序内在价值的忽视和淡漠。
程序公正是指法律程序在具体运作过程中所要实现的价值目标。与实体公正所体现的“结果价值”不同，程序公正主要张扬的是一种程序价值，体现在程序的运作过程中。评价程序本身是否具有程序正义性所要求的品质，要看它是否使得那些受程序结果影响或左右的人受到应得的公正待遇，而不是看它是否产生好的结果。 客观公正的程序要求那些权益可能会受到刑事裁判或诉讼结果直接影响的主体应当有充分的机会富有意义地参与裁判的制作过程，并对裁判结果的形成发挥有效的影响和作用，要求法院必须以双方充分有效地参与的庭审为裁判基础。
“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和人治之间的区别” 。完善的程序确保对权利的救济和对权力的控制。但是反观我国现行的死刑复核程序，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并不具备典型司法程序的特征，法院主动发动，单方控制，秘密操作使其更类似于行政机关内部的复核处理程序，控辩双方均无法参与到程序中，被告人及其律师无法通过正当途径表达自己的意愿，对结果施加影响的几率几乎是零。死刑复核程序的设计使公众对司法权的监督成为不可能，必然导致的结果就是公众对司法的不信任以及司法权威的破坏和丧失。
三、 我国死刑复核制度的完善和出路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任何事物都涉及现象与本质这对范畴，它们两者并不统一。认识的目的在于透过现象揭示本质。但这个认识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的，它是发展的、复杂的 。同样在刑事诉讼中，为求案件特别是死刑案件的客观真实，就必须按认识论的原则设计程序。因为如果连程序的公正性都无法得到保障，那实体公正的实现会遭到更大的质疑。死刑复核程序的设立正体现了这一原则要求。死刑核准权的下放，从表面上来看，确实提高了司法效率，但司法公正大打折扣。而司法公正是我们追求的永恒之正义。“与程序公正性和结果公正性相比，程序经济性毕竟属于次一级的价值标准。” 市场经济、法治社会要求死刑复核程序规范化、科学化， 死刑核准权上收是尊重生命的必然选择，二审程序与死刑复核程序分开始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如何完善死刑核准程序？笔者认为主要从完善立法、收回复核权、改进复核程序三方面着手。
（一）完善立法规定，解决立法冲突问题。
第一，要解决存在于复核权的立法冲突问题。现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都明确规定只有最高人民法院才有死刑核准权，高级人民法院只有死刑缓期执行案件核准权。《人民法院组织法》则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时可以将部分案件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核准。这样《刑法》、《刑事诉讼法》与《人民法院组织法》之间存在立法冲突。依据“新法优于旧法”和“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我国的立法机关应尽快完善立法，修改1983 年《人民法院组织法》使之与现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相一致，从而“收缴”最高人民法院下放死刑核准权的“尚方宝剑”，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也就有充分的立法上的依据了。
第二，明确规定死刑复核范围。修改现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关于复核范围相互矛盾的规定。关于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笔者认为避免立法上的矛盾，应考虑修改现行刑法，将现行刑法第48 条中“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予以去掉，使其与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相一致。关于死刑缓期执行案件，则可仍由高级人民法院来行使。同时应该将现行《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中的有关规定进行一致性的修改，在法条中予以明确规定以免理解上造成混乱。
（二）收回死刑核准权，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
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是目前中国死刑制度法治化进程中一个核心问题。这并不是一个法律问题，因为法律已经明确规定应由最高人民法院来行使死刑的核准权；可以说完全是一个现实问题，是一个如何落实法律规定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已经于2005年3月10宣布死刑核准权要由最高人民法院收回，但具体时间尚未确定。 最高人民法院迟迟不收回死刑核准权的主要理由是物质条件不具备，因为最高人民法院人手不够，经费不足，难以行使全国范围内的死刑案件的核准权。其实，问题的关键不在人手和经费，而在于有关决策机构和领导人的眼光和韬略。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司法权是统一的，死刑核准权是国家司法权的重中之重。在国家的和平发展时期，没有比杀人更重大的事情，因此，死刑核准权理所当然只能由中央司法机关直接行使。
国际人权法强调必须保障被怀疑或者被控告犯有可判死刑之罪的人获得适当的法律协助以及只有根据主管法院的终审判决才能执行死刑。将死刑复核程序收回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应该是中国的死刑制度在程序方面与国际人权法接轨的必然要求 。
横看当今世界，所有保留死刑的国家，包括由地方立法机关决定死刑存废的联邦制国家，联邦最高司法机关也有对死刑运用的最终审查权，无论是英联邦还是美国都是如此。纵观中国千年历史，即使是经常滥用死刑的封建社会，死刑的最终决定权多数时期也由中央直接掌握，直至由皇帝亲自勾决。
所以，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不仅是实现死刑核准权统一行使和全国死刑适用标准一致的迫切需要，也是尊重人权、纠正死刑核准中违背《刑法》、《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当然要求。我国已将人权保障写进《宪法》，收回死刑核准权也是切实履行宪法的必然要求，从而避免我国在国际人权领域的对话中处于被动地位。死刑核准权是最高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权力，更是它的职责，不能放弃，否则就是渎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