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某认可借条形式否认借款事实应如何举证/彭箭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9 08:41:00 浏览:8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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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某认可借条形式否认借款事实应如何举证
作者：彭箭 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
案情：
周某与李某常有往来。周某主张，2002年3月，李某因帮朋友筹钱，向周某借款4000元，并由李某向周某出具了借条。现周某请求李某偿还欠款4000元。李某答辩称，向周某出具4000元的借条属实，但该款是周某用来投资合伙做生意的，由于当时李某经管现金，所以由李某向周某出具借条以作凭证。合伙期间，该款已交周某出去谈生意被他人骗走了，李某只同意承担亏损的一半，即支付周某2000元。庭审中，周某因遗失了借条而未能提供该证据。
分歧：
第一种意见认为：周某提出李某向其借款,并向其出具了借条,李某对周某提出的借条，表示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4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人民法院对本案李某认可的借条应予以确认，而借贷案件中,借条是直接证据,该证据可以证实周某主张的李某借款的事实。李某提出该款是周某的投资款，属于新的主张，该主张应由李某举证，李某举证不能，其主张不予支持。为此，法院应判决李某偿还周某欠款4000元。
第二种意见认为：周某的主张没有其他证据，虽然李某认可周某提出的借条，但否认了借条的内容，对周某主张的借款事实不予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6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为此，周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鉴于李某认诺周某部分诉讼请求，法院可径直依照李某的认诺判决李某偿还周某2000元。
评析：
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本案周某的主张，只有其本人的陈述，而不能提供其他相关证据，其主张只有对方认可的情况下才可予以支持，且对方的认可是指全部认可。如果对方当事人部分认可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该一方当事人无须就认可的事实举证，但是，在无其他证据的情况下，被认可的事实仍然未得到证明。对全部待证事实存在与否，裁判者仍然不能获得高度盖然性的心证。只有当事人全部认可，法院可以对整个案件获得盖然性程度较大的心证时，才能支持其主张。
本案李某认可借条形式，但否认借条所裁内容的其实性，在无其他证据的情况下，被认可的借条形式仍然未得到证明，只是法院在尊重当事人私法自治的原则下的一种推定，且现李某对借条所载内容提出异议，对该证据不应认定为李某的认可。所谓认可，是指认可方的陈述与对方当事人主张的事实或证据完全一致，此时才产生对方当事人免予举证的义务。本案借条尚存在疑义，在没有其他相关证据的情况下，法官更不能对周某主张的借款事实的存在与否获得高度盖然性的心证，为此，周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考虑到李某虽然否认了借款的事实，并提出周某与李某是合伙关系，但认诺周某2000元的付款请求。认诺不同于自认，认诺是指越过对事实的承认而直接承认了对方当事人的全部或部分诉讼请求，根据当事人的认诺，法院可以直接判决一方当事人胜诉或部分胜诉。
作者：彭箭 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
案情：
周某与李某常有往来。周某主张，2002年3月，李某因帮朋友筹钱，向周某借款4000元，并由李某向周某出具了借条。现周某请求李某偿还欠款4000元。李某答辩称，向周某出具4000元的借条属实，但该款是周某用来投资合伙做生意的，由于当时李某经管现金，所以由李某向周某出具借条以作凭证。合伙期间，该款已交周某出去谈生意被他人骗走了，李某只同意承担亏损的一半，即支付周某2000元。庭审中，周某因遗失了借条而未能提供该证据。
分歧：
第一种意见认为：周某提出李某向其借款,并向其出具了借条,李某对周某提出的借条，表示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4条规定，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在起诉状、答辩状、陈述及其委托代理人的代理词中承认的对己方不利的事实和认可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确认，但当事人反悔并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除外。人民法院对本案李某认可的借条应予以确认，而借贷案件中,借条是直接证据,该证据可以证实周某主张的李某借款的事实。李某提出该款是周某的投资款，属于新的主张，该主张应由李某举证，李某举证不能，其主张不予支持。为此，法院应判决李某偿还周某欠款4000元。
第二种意见认为：周某的主张没有其他证据，虽然李某认可周某提出的借条，但否认了借条的内容，对周某主张的借款事实不予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6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只有本人陈述而不能提出其他相关证据的，其主张不予支持。但对方当事人认可的除外。为此，周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鉴于李某认诺周某部分诉讼请求，法院可径直依照李某的认诺判决李某偿还周某2000元。
评析：
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本案周某的主张，只有其本人的陈述，而不能提供其他相关证据，其主张只有对方认可的情况下才可予以支持，且对方的认可是指全部认可。如果对方当事人部分认可一方当事人陈述的事实，该一方当事人无须就认可的事实举证，但是，在无其他证据的情况下，被认可的事实仍然未得到证明。对全部待证事实存在与否，裁判者仍然不能获得高度盖然性的心证。只有当事人全部认可，法院可以对整个案件获得盖然性程度较大的心证时，才能支持其主张。
本案李某认可借条形式，但否认借条所裁内容的其实性，在无其他证据的情况下，被认可的借条形式仍然未得到证明，只是法院在尊重当事人私法自治的原则下的一种推定，且现李某对借条所载内容提出异议，对该证据不应认定为李某的认可。所谓认可，是指认可方的陈述与对方当事人主张的事实或证据完全一致，此时才产生对方当事人免予举证的义务。本案借条尚存在疑义，在没有其他相关证据的情况下，法官更不能对周某主张的借款事实的存在与否获得高度盖然性的心证，为此，周某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
考虑到李某虽然否认了借款的事实，并提出周某与李某是合伙关系，但认诺周某2000元的付款请求。认诺不同于自认，认诺是指越过对事实的承认而直接承认了对方当事人的全部或部分诉讼请求，根据当事人的认诺，法院可以直接判决一方当事人胜诉或部分胜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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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无权处分
摘 要：无权处分制度是《合同法》颁布以来倍受争议的一项制度。其之所以倍受争议，原因之一在于我国民事立法体系的不完善，但更多是由于无权处分的内涵界定模糊以及无权处分所引起的法律关系复杂所导致。作者在本文中对无权处分的内涵作了明确的界定，然后从现代民法保护交易安全的基本精神出发，深入阐述了无权处分的效力以及无权处分善意取得制度的竞合及适用。
关键词： 无权处分 债权形式主义 善意取得
我国《合同法》第51条被认为是关于无权处分制度的规定。有学者根据这一规定抽象出无权处分的定义：所谓无权处分行为，是指无权处分人处分他人财产，并与第三人订立转让财产的合同。（1）该定义是否确切，以及极其复杂并被称为“法学上之精灵（2）”的无权处分的真正内涵是什么，是本文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一、无权处分的内涵的界定
“无权处分”一词的中心是“处分”，“无权”只是相对于“有权”而言，作为修饰补充之用。“处分”是民法学上的概念，在现代民法理论中其语义有最广义、广义、狭义之别。最广义的处分，包括事实上之处分和法律上之处分。所谓事实上之处分，是指将某物加以物质上的变形、改造或损毁的行为，如拆除建筑物、将铁矿石炼成铁等。法律上之处分，是指按照人的意愿，通过某种法律行为对财产进行处理。广义上的处分仅指法律上之处分，可分为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负担行为又称债权行为，是指发生债权上给付义务效果的法律行为，一般表现为单独行为或契约。处分行为是指直接使权利发生得失变更的法律行为，含物权行为和准物权行为两种。狭义的无权处分，仅指处分行为。“无权处分”一词中“处分”之含义，不可一概而论，应当依据法律体系的不同加以具体分析。
民法法典化之前的法律以罗马法最为典型，其对后世之立法影响也最大。在罗马法时代，法律还没有抽象出法律行为的概念，更无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相分离的理论。虽然有实际意义上的无权处分于民事交往中存在，但是罗马法奉行“任何人不得以大于其所有权的权利转给其它人（3）”的原则，即使有无权处分发生，所有权人可以基于所有权直接要求包括善意第三人在内的第三人返还其财产。所以罗马法中无权处分的内涵和法律关系都非常简单，完全以保护所有权人为中心，并不属于现代的无权处分的范畴。
自从德国学者发明了法律行为概念并创制了物权行为理论之后，无权处分的内涵就变得复杂了。不同的立法及理论模式下无权处分的内涵不尽相同。
（一）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无权处分的内涵
物权行为理论由德国学者萨维尼于19世纪创立。他以为：以履行买卖合同或其它所有权转移为目的的合同的支付，并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履行行为，而是一个特别的导致所有权转移的“物的”契约。在这种观点下，法律行为被区分为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负担行为只引起当事人间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处分行为得以直接引起物权变动之效果。既然二者法律效果有不同，故其生效要件亦有差异：为负担行为之人不必有处分权，但为处分行为对于处分之标的物，则须有处分权，而处分权原则上属于标的物所有人。
《德国民法典》的起草者吸纳了萨氏的物权行为理论作为民法基本原则，使德国成为以物权形式主义为物权变动模式的代表。处分行为成为被民法典所采用的专门术语。依德国判例学者的一致见解，《德国民法典》第185条之规定：“（1）非权利人对标的物所为的处分，经权利人事先允许者，也为有效。（2）前项处分如经权利人事后追认，或因处分人取得处分标的物时，或权利人成为处分人的继承人而对其遗产负无限制责任时，为有效”中所称的无权利人之处分行为，系指“处分行为”而言，负担行为不包括在内。（4）我国 台湾地区民法典继受了《德国民法典》有产关物权变动模式的规定,经由王泽鉴先生多次“拔乱反正”（5），台湾地区学者对“无权处分”中所称之处分应理解为“处分行为”已无异议。
所以，在物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下，无权处分的内涵为标的物根据无权处分人与第三人签订的转让合同而发生的物权变动行为。
（二）债权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下，无权处分的内涵
债权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是指除了当事人的债权意思之外，物权变动无需其它要件的物权变动模式。这种模式下不存在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相区别的理论，立法及理论均认为“一个法律行为，除非有特别情形，即可发生债权与物权变动之双重效果。”也就是说，无权处分人的债权行为使其负担了交付标的物和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双重义务。转移标的物所有权成了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的必然结果，因而物权变动之效力与其债权基础是密不可分的。《法国民法典》是采用债权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的代表，该法典第711条、第938条、第1583第以及第1703第都是债权意思主义的具体体现。《日本民法典》在物权变动模式选择上与《法国民法典》近似，其第176第规定“物权的设定和转移，只因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发生效力。”虽然学者对“意思表示”之含义有一定争议，但大都按照法国进行债权意思主义解释。由于物权变动法律效果的发生系于当事人债权意思，因此，就物权变动而言，与“处分行为”意义相当的，就是当事人之间所订立的以物权的设立、变更、终止为目的的债权合同。即当事人之间的合同本身构成无权处分。
（三）我国法律体系中无权处分的内涵
我国《合同法》没有对无权处分的内涵作出规定，同时由于我国民事立法体系的不完整，导致学界和实务界对这一问题激烈讨论却难以达成一致见解。
笔者认为，物权变动模式决定着无权处分的内涵，界定我国法律体系中无权处分的内涵首先应确立我国的物权变动模式。有学者认为我国立法“已经接受了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结果相区别的原则”，应区分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来理解合同法第51条。（6）也有学者认为我国立法不曾区分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在将来物权立法中应采取债权意思主义模式。（7）王轶博士以以往法律的规定和司法审判实践为考察切入点，从可行性和必要性两方面进行论证，证明无论从现实还是从法律传统来讲，我们应当选择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8）笔者亦持以债权形式主义为我国物权变动模式的观点。
债权形式主义是一种意思主义与登记或交付相结合的物权变动模式，在原则上要求以登记行为或交付行为作为标的物所有权转移的表征，但并不承认所谓的物权合意的存在，认为债权合同就是所有权转移的内在动力和根本原因。这种物权变动模式以《奥地利民法典》为代表。由于不承认有独立于债权合同的物权行为的存在，因而在解释论上，对“无权处分”的理解应与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相同。即无权处分的内涵是指以物权变动为目的所订立的债权合同。本文开篇所引用的定义，认为无权处分包含两方面因素，“一是行为人处分财产的行为，二是行为人处分财产的行为而使行为人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9）因此与本文所界定的无权处分的内涵不完全相符。
既然已经确认我国应当选择债权形式主义为物权变动模式，并对该模式下无权处分的内涵作了明确的界定，本文下面的论述都将在债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下展开。
二、无权处分的外延——《合同法》第51条的适用范围
什么情况下可适用《合同法》第51条，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学界也认识不一。有人认为无权处分至少包括四种情况：“其一，不享有所有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其二，非法占有他人财产并对该财产予以处分；其三，共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擅自处分共有财产；其四，所有权受到法律限制，所有人仍非法处分该财产。（10）也有学者认为，共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擅自处分共有财产不属于无权处分。（11）
笔者认为，要对共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而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行为定性，首先应注意区分无权处分和无权代理。共有人擅自以其他共有人或全体共有人的名义处分共有物的，属无权代理行为，并应根据买受人的状况判断是否成立表见代理，在法律适用上按《合同法》第48条、第49条的规定处理。若共有人擅自以自己的名义处分共有物，则应定性为无权处分。
主张共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擅自处分共有物不属于无权处分的学者没有对其观点进行具体论证，笔者无法找到依据。但这种观点至少有以下二个方面的不足。
第一、共有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对同一财产享有所有权，有共同共有和按份共有之分。按份共有是共有人按一定份额享有所有权，每个共有人有权处分自己的份额，无权处分他人的份额。共同共有是共有人共同享有财产所有权，包括处分权能。按份共有人处分了他人的份额，共同共有人没有进行共同处分，如果不是无权处分，自然就是有权处分，其处分权从何而来呢？
第二、主张擅自处分共有物不属于无权处分的学者认为：“合同法草案第三稿，曾经将未得其他共有人同意而出卖共有物与无权处分一并规定，而其后的草案将其删去，说明立法者思想有所修正，认为共有人未得其他共有人同意而处分共有物，不属于无权处分。”（12）这一说法极不具说服力。如果说合同法草案第三稿将擅自处分共有物和无权处分一并规定，恰好可说明立法者认为二者性质不同，就像《合同法》第48条规定的无权代理和第49条规定的表见代理一样，分别调整两个相似但不相同的法律关系。颁布实施的《合同法》将草案中有关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擅自处分共有物的内容删除，也可认为立法者思想有所修正，承认无权处分中包括擅自处分共有物的情形且不再分别规定，以使《合同法》因不作重复规定而更显简洁。所以，仅以草案的被修改不足以说明擅自以自己名义处分共有物不属于无权处分。
三、我国民法上无权处分的效力
我国《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学者根据自己对该条之理解，提出各种不同观点。目前流行的有如下几种：无效说、有效说、效力待定说，这些学说都不无道理，但又都存在一定缺陷。下面对这三种观点进行评说：
（一）关于无效说
无效说目前只有少数学者主张，属于少数说。该说认为：“《合同法》第51条并非关于无权处分效力的一般规定，而是无权处分行为为无效行为的例外。（13）主张无权处分行为应为无效行为的理由有三：一是从比较法角度考察，《法国民法典》确认买卖他人之物的合同无效，我国法律就无权处分的效力应作同样解释；二是从历史角度考察，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有关于无权处分行为无效的规定，《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只是作为该解释的例外；三是从体系解释来看，《合同法》第132条第1款明文规定，“出卖的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出卖人有权处分，”该条属于合同法上的强制性规定，依据《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因此，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为无效合同。
对于少数说得以论证自身存在的第一个理由，笔者认为有两个方面的不足。其一是《法国民法典》中有关无权处分无效的规定，在民法典颁布后不久就有学者指出其局限性，这一局限性随社会发展日益明显，以至于近年来，法国学者力图将无权处分解释为相对无效。（14）其二是我国民事立法背景和法国有很大程度的差异，特别是选择了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简单地将他国法律移植到我国是不可靠、不负责任的做法。
对于第二个理由，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于1988年颁布的是司法解释， 而《合同法》是法律，在效力等级上法律高于司法解释，只有司法解释为法律的例外和补充，而不可能法律为司法解释的例外。因此《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是重新对无权处分效力作出规定而不是对原规定的例外。最高人民法院1988年所发布的司法解释有其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合同已不再适用。
对于认为《合同法》第132条第1款属于合同法上强制规定的观点，王轶博士曾从实质和形式两方面进行批判。“从实质上看，强制属于私法自治的例外和补充。尽管自由是市场经济的圣经，保持对市场的适度干预也必不可少……’适度干预’在这里就是’最低限度干预’的同义语。因此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惟有关涉到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才有国家干预的必要。……在买卖合同中，有关出卖人资格的要求，仅直接关涉特定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于对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并无大碍，因而无国家干预的必要。”（15）“从形式上看，强制规范必然是法律上的裁判规范能够成为法官据以对合同纠纷作出裁判的依据，它应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作出安排。但考量《合同法》第132条第1款，它并未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作出安排，根本就不是裁判规范。因而《合同法》第132条第1款并非属于合同法上的强制性规范，而是属于合同法中的倡导性规范。”（16）对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范”的合同无效，其中对于这些强制性规范的界定上，应排除“效力评价规则”，否则，将导致重复评价，致整个民法体系于混乱之中，从而否定效力待定行为、可变更可撤销行为的存在。《合同法》第132条第1款是合同法上的效力评价规则，不应包含于《合同法》第52条的“强制性规范”的外延之中。
（二）关于有效说
有效说是建立在物权行为理论基础之上的学说，主张有效说的学者均认为应在立法中引进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相分离的理论。这是该学说最大的缺陷。我国应当以债权形式主义而非物权形式主义作为物权变动模式，在前文已述及，在此不再论述。
还应当看到，有效说没有区分第三人是善意还是恶意而一概认为合同有效，这对原权利人的利益保障相当不利。第三人为恶意、特别是与无权处分人有通谋的情况下，第三人有过错。这种情况下认为合同有效，极有可能对原权利人的利益造成损害，妨碍所有权人正常享有和行使所有权。在第三人有过错的情况下仍牺牲原权利人的利益而维护第三人的利益，明显违背了民法的公平公正原则。而且第三人为恶意的情况下不用承担不利益后果，有鼓励第三人与无权处分人为交易行为之嫌疑，更有违民事法律中的帝王条款??诚实信用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会妨碍正常交易秩序。
（三）关于效力待定说
持效力待定说的学者认为：依《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权处分在权利人追认或者处分人事后取得处分权时，合同有效；反之，权利人不追认并且处分人事后也没有取得处分权的，合同无效；在确定合同有效与无效之前，合同效力待定。“这里所说的无效，不是处分行为无效，而是无权处分合同无效。”（17）
首先，效力待定说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是违反了体系的解释。《合同法》第132条、第135条以第150条等规定，确定了出卖人对有处分权的担保义务和交付标的物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若将《合同法》第51条理解为自始无效，则权利人不予追认或无权处分人未能取得处分权将导致合同自始无效，该结果势必损及《合同法》上述条款之规范目的，构成体系违反。
其次，效力待定说没有区分善意第三人和恶意第三人，认定在权利人拒绝追认并且无权处分人没有取得处分权的情况下无权处分合同一概无效。导致不能妥善地权衡“静的安全”与“动的安全”两种法律价值，在法律解释原则上有失均衡，也导致对善意第三人利益的保护不足，亦使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时第三人形式上之权利来源无法解决。
（四）笔者对无权处分效力之见解
1、设例及无权处分法律关系当事人角色法律定位。
在此不妨设定以无权处分中最典型的买卖合同为例。甲因出国旅游而将自己的一台电脑委托乙保管，乙未经甲许可，将该电脑卖给了丙，并实施了交付行为，因此发生无权处分。
在设例中，甲是权利人，乙是无权处分人，丙是第三人，他们之间发生一种三角形的法律关系。在这一法律关系中，无权处分人可谓是“祸首”，整个法律关系的发生完全是由他的擅自处分所导致。无权处分人的擅自处分也许并非出于恶意，如将原权利人之物误当成自己之物出卖，但从法律关系上讲，无权处分人的恶意与否并不影响他在法律上的定位。第三人在这一法律关系中处于交易相对方的地位，根据其是否明知或应知处分人无处分权的事实，分为恶意与善意。第三人明知或应知处分人无处分权依然与其为交易行为的，构成法律上之恶意；不知且不应知处分人无权处分而接受的，为善意。法律对善意第三人与恶意第三人实行区别对待原则。原权利人在无权处分中可以说是受害者，他的受害不仅表现为对自己的物不能通过自己的意思进行控制，还有可能引起所有权的丧失或相应的经济损失。
2、以利益平衡原则为确定无权处分效力的最基本原则。
利益平衡的准则应当依据法律所要求的公正和秩序目标。在民法上，公正是对权利体现的个人意志的尊重，公正是对作为权利核心的私人之特定利益的确认和保护；秩序应当指的是民事生活自身进程的和平、稳定与安全。尤其是安全，它需要正常行为发生预期之正常结果具有确定性。民事生活中，当事人就利益享有的预期包括两种：一为利益享有的稳定之预期，其被称为“静的安全”；一为利益取得确定之预期，其发生于交易之中，称为“动的安全”或“交易安全”。在相互对抗的两种利益中，一种为公正的载体；另一种则是秩序的载体。于是公正与秩序发生冲突。在以权利为基础建立的正义与市民社会整体利益为基础建立的整体秩序发生冲突时，民法所做的，当然舍弃公正而保护秩序。（18）强调对交易安全即动态的权利的保护是现代民法与传统民法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利益平衡原则在整个民法体系中的运用。
依利益平衡原则，在无权处分当事人之间，对原权利人个人意志的尊重体现为一种公正，对第三人交易安全的维护则体现为一种秩序，当公正与秩序发生冲突时，公正应该让位于秩序。当然，这种秩序的追求必须建立在交易人诚实信用的基础上。法律对原权利人表现公正时，赋予其追及权，但在追及权遭遇善意取得制度时，原权利人只能向无权处分人依侵权行为或合同请求赔偿损失。第三人只要出于善意，便可借善意取得制度阻挡来自所有权的抗辩。反之，第三人出于恶意，破坏了民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在交易时便应承担不安全的风险，法律应该保护原权利人的利益。
3、依据第三人的善意与恶意，分别确定无权处分的效力。
当第三人为善意时无权处分合同应当有效，权利人的追认与否不影响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善意第三人如果与无权处分人订立合同并已经占有标的物，可基于善意取得制度取得标的物所有权，原权利人不得请求返还。当然，若标的物为可替代物且对原权利人有特殊价值，如为定情物、竞赛之奖品等，则应允许原权利人用替代物置换，第三人不得拒绝。善意第三人与无权处分人订立合同但尚未占有标的物的情况下，无权处分合同亦有效，但善意取得制度之构成要件未得到满足，原权利人可要求返还原物，善意第三人得要求无权处分人承担违约责任。
福建省人大常委会
福建省拥军优属条例
（2011年3月24日福建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拥军优属工作，促进国防和军队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和公民都应当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条例规定，履行拥军优属的义务。
第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拥军优属工作的领导，将拥军优属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建立军地联席会议制度，保证拥军优属工作的落实。
县级以上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指导、推动本行政区域内拥军优属工作，日常工作由相关职能部门承担。
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拥军优属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拥军优属工作。
第五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及企业事业单位，应当落实拥军优属有关具体工作，积极开展经常性的服务活动，为现役军人、离退休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排忧解难。
第六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拥军优属的宣传教育纳入爱国主义教育、全民国防教育和法制宣传教育规划。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司法行政、教育和新闻出版等行政部门，应当根据宣传教育规划制定年度实施计划。
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应当加强经常性的拥军优属宣传报道。每年元旦、春节和建军节期间，各地应当广泛开展拥军优属活动，不断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培育拥军优属的良好社会风尚。
每年建军节前一周为本省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宣传周。
第七条 清明节期间，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悼念烈士活动。
现役军人牺牲后被确认为烈士的，其户籍所在地民政行政部门应当为其举行追悼会或事迹追思会，予以悼念褒扬。
第八条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成立福建省拥军优属基金会，接受社会各界的捐款，并按基金会章程开展活动。
第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拥军优属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拥 军
第十条 部队执行作战、处置突发事件、战备执勤、训练演习、国防施工、教学科研等任务时，当地人民政府和有关单位应当予以支持配合，提供物资、交通运输、信息等必要的保障，并保守军事秘密。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支前物资供应站、军粮供应站（点）、支前快速食品供应网络和军供站建设。未设军供站的市、县（区），当地支前物资供应站和支前快速食品供应网络应当承担军供站的职能。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从政策、技术、信息、资金、税收等方面积极支持部队发展农副业生产，推进后勤保障社会化。对部队后勤保障社会化需要配套改造的项目，免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帮助驻高山、海岛、边远地区和新组建的部队搞好基础设施、训练设施、文化设施等建设，不断改善部队的战备、训练、工作和生活条件。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行政部门应当根据全省农村公路发展规划和平战结合的原则，将乡镇、村通往部队驻地、重要军事设施的进出道路，纳入全省农村公路数据库进行管理，同步建设。
第十五条 驻边防、海岛、高山等艰苦地区的部队，舰（船）艇部队，新组建的部队需要在城镇建设供部队使用的保障性住房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在规费、土地审批等方面给予支持和优惠。
第十六条 驻军利用符合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自用土地建设供部队使用的住房的，执行军队和当地人民政府住房建设有关规定，并享受相应的优惠政策。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教育、人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行政部门，应当帮助部队搞好各类教育，培养军地两用人才。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科技等行政部门应当帮助部队培训科技人才、支持科研项目，优先转让科研成果。
第十八条 依法处理涉军纠纷和案件，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
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行政等部门应当严厉打击危害国防利益和侵害军人军属的违法犯罪行为，为军人军属依法维护合法权益提供司法救助和法律援助。
第十九条 当地人民政府应当做好驻地部队营区周边区域的环境保护工作，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保障部队驻地安全。
第二十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军用车辆过路、过桥、过渡、过隧道免收通行费；停放各类公共停车场，免收停车费。
第三章 优 抚
第二十一条 义务兵在部队获得荣誉称号、立功或者被评为优秀士兵的，由其家属户口所在地优待金发放单位增发优待奖励金，其标准不低于：
（一）被授予荣誉称号、立一等功的，为当年优待金的百分之一百；
（二）立二等功的，为当年优待金的百分之六十；
（三）立三等功的，为当年优待金的百分之三十；
（四）被评为优秀士兵的，为当年优待金的百分之十。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为军烈属家庭挂光荣牌，及时送达官兵立功受奖的喜报并予以宣传。
第二十二条 现役军人死亡，根据其死亡性质和死亡时的月工资标准，由县级人民政府民政行政部门发给其遗属一次性抚恤金，标准是：烈士，一百个月工资；因公牺牲，六十个月工资；病故，三十个月工资。月工资或者津贴低于排职少尉军官工资标准的，按照排职少尉军官工资标准发给其遗属一次性抚恤金。
为弘扬烈士精神，县级人民政府应再发给烈士遗属一定数额的褒扬金。
第二十三条 获得荣誉称号或者立功的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其遗属在应当享受的一次性抚恤金的基础上，由县级人民政府民政行政部门按照下列比例增发一次性抚恤金：
（一）被中央军事委员会授予荣誉称号的，增发百分之五十；
（二）被军队军区级单位授予荣誉称号的，增发百分之四十；
（三）立一等功的，增发百分之三十；
（四）立二等功的，增发百分之二十；
（五）立三等功的，增发百分之十。
多次获得荣誉称号或者立功的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其遗属由县级人民政府民政行政部门按照其中最高等级奖励的增发比例，增发一次性抚恤金。
第二十四条 优抚对象享受的定期抚恤金或者定期定量补助，其标准应当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相应调整，保障优抚对象的生活水平略高于当地的平均生活水平。
第二十五条 优抚对象按照属地原则，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基本养老保险的，根据有关规定享受缴费参保优惠政策。
第二十六条 军人在服现役期间被中央军事委员会授予荣誉称号的，退役后比照全国劳动模范享受相应待遇；被军队军区级单位授予荣誉称号或者立一等功的，退役后比照省部级劳动模范享受相应待遇。
第二十七条 现役军人、残疾军人、离退休军人，凭有效证件享受下列优待：
（一）游览参观风景区、名胜古迹、纪念馆、博物馆时，免收门票；
（二）免费乘坐市内公共汽车和轨道交通工具。
车站、港口、医院、银行等对前款所列人员应当单设窗口或者挂牌优先服务。
第二十八条 用人单位招（聘）职工，在同等条件下对现役军人配偶、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和一级至四级残疾军人配偶应当优先录（聘）用。
第二十九条 退役军人报考国家公务员、事业单位、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享受国家和本省规定的优惠待遇。
退役军人参加职业技能培训，享受本省规定的优惠待遇。
第三十条 现役军人配偶所在单位除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给予探亲假外，当年现役军人已回家探亲的，其配偶仍可享受探亲假。现役军人配偶探亲假期间，工资、奖金照发，福利待遇不变，所在单位应当按规定为其报销往返路费。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为随军的现役军人配偶办理户口迁移手续。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将随军的现役军人配偶的职业技能培训纳入社会就业培训计划。随军的现役军人配偶参加职业技能培训且符合相关规定的，可享受相应职业技能培训补贴。
第三十三条 随军的现役军人配偶从事个体经营的，办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时，凭部队团以上政治机关出具的随军证明免交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费；自领取税务登记证之日起三年内，按照规定享受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优惠；自筹资金不足且符合小额（担保）贷款条件的，可按规定享受小额（担保）贷款贴息。
第三十四条 随军的现役军人配偶未就业的，可到当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或者受委托经办就业失业登记工作的街道、乡镇劳动保障事务所进行就业失业登记，并领取《就业失业登记证》，享受相应促进就业政策；未就业期间，由当地人民政府按规定发给基本生活保障金；符合就业困难对象条件的，可以享受相应的就业援助政策。
第三十五条 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现役军人、烈士、因公牺牲军人和一级至四级残疾军人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予以保障，优先安排照顾。
夫妇双方均在驻边防、海岛、高山等艰苦地区的部队，舰（船）艇部队服役的或者立二等功以上的现役军人，其子女需到其他监护人所在地学校接受义务教育的，教育行政部门给予优先安排。
现役军人因工作调动等原因，其子女随迁转学或者符合条件借读的，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当及时办理手续。
第三十六条 烈士、因公牺牲军人、一级至四级残疾军人、立二等功以上现役军人子女报考普通高中，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享受加分待遇。
烈士子女在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学习期间，公办学校免收其学费、杂费，对其中的寄宿学生给予生活补助。
第三十七条 配偶随军且在部队无住房的部队干部、士官，可向地方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申请保障性住房。具体办法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
第三十八条 拆迁现役军人家属、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残疾军人房屋时，在同等条件下，拆迁人应给予及时补偿、优先安置。
第四章 安 置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积极做好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就业工作，落实军队转业干部的政治、生活待遇。
符合国家安置政策的退役士兵，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政策和本省有关规定予以妥善安置。
第四十条 对参加部队组织的集资建房或者购买部队自建住房，且配偶户口已迁入该住房所在地的团职以上军队转业干部，可以在配偶户口所在地安置。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做好移交地方管理的离退休军人和残疾军人的接收、安置工作，落实离退休军人和残疾军人政治、生活待遇；按照国家政策规定，做好军队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的接收工作，落实军队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生活、医疗等待遇。
第四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做好随军的现役军人配偶和转业干部配偶的安置工作，对原属机关或者事业单位的，按照身份不变、专业对口的原则妥善安置，落实安置的时限一般不超过一年。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三条 单位不履行本条例规定的拥军优属义务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给予通报批评，责令限期改正，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四十四条 单位和个人拖欠、截留、克扣、挪用、侵占优抚经费的，由有关部门依法追究责任；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拥军优属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有关部门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所称拥军优属，是指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装警察部队，优待烈属、军属。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所称优抚对象，是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装警察部队的现役军人、残疾军人、复员军人、退伍军人、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现役军人家属。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自2011年7月1日起施行。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福建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的《福建省拥军优属若干规定》同时废止。
摘 要：无权处分制度是《合同法》颁布以来倍受争议的一项制度。其之所以倍受争议，原因之一在于我国民事立法体系的不完善，但更多是由于无权处分的内涵界定模糊以及无权处分所引起的法律关系复杂所导致。作者在本文中对无权处分的内涵作了明确的界定，然后从现代民法保护交易安全的基本精神出发，深入阐述了无权处分的效力以及无权处分善意取得制度的竞合及适用。
关键词： 无权处分 债权形式主义 善意取得
我国《合同法》第51条被认为是关于无权处分制度的规定。有学者根据这一规定抽象出无权处分的定义：所谓无权处分行为，是指无权处分人处分他人财产，并与第三人订立转让财产的合同。（1）该定义是否确切，以及极其复杂并被称为“法学上之精灵（2）”的无权处分的真正内涵是什么，是本文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一、无权处分的内涵的界定
“无权处分”一词的中心是“处分”，“无权”只是相对于“有权”而言，作为修饰补充之用。“处分”是民法学上的概念，在现代民法理论中其语义有最广义、广义、狭义之别。最广义的处分，包括事实上之处分和法律上之处分。所谓事实上之处分，是指将某物加以物质上的变形、改造或损毁的行为，如拆除建筑物、将铁矿石炼成铁等。法律上之处分，是指按照人的意愿，通过某种法律行为对财产进行处理。广义上的处分仅指法律上之处分，可分为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负担行为又称债权行为，是指发生债权上给付义务效果的法律行为，一般表现为单独行为或契约。处分行为是指直接使权利发生得失变更的法律行为，含物权行为和准物权行为两种。狭义的无权处分，仅指处分行为。“无权处分”一词中“处分”之含义，不可一概而论，应当依据法律体系的不同加以具体分析。
民法法典化之前的法律以罗马法最为典型，其对后世之立法影响也最大。在罗马法时代，法律还没有抽象出法律行为的概念，更无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相分离的理论。虽然有实际意义上的无权处分于民事交往中存在，但是罗马法奉行“任何人不得以大于其所有权的权利转给其它人（3）”的原则，即使有无权处分发生，所有权人可以基于所有权直接要求包括善意第三人在内的第三人返还其财产。所以罗马法中无权处分的内涵和法律关系都非常简单，完全以保护所有权人为中心，并不属于现代的无权处分的范畴。
自从德国学者发明了法律行为概念并创制了物权行为理论之后，无权处分的内涵就变得复杂了。不同的立法及理论模式下无权处分的内涵不尽相同。
（一）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无权处分的内涵
物权行为理论由德国学者萨维尼于19世纪创立。他以为：以履行买卖合同或其它所有权转移为目的的合同的支付，并不仅仅是一个纯粹的履行行为，而是一个特别的导致所有权转移的“物的”契约。在这种观点下，法律行为被区分为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负担行为只引起当事人间债权债务法律关系，处分行为得以直接引起物权变动之效果。既然二者法律效果有不同，故其生效要件亦有差异：为负担行为之人不必有处分权，但为处分行为对于处分之标的物，则须有处分权，而处分权原则上属于标的物所有人。
《德国民法典》的起草者吸纳了萨氏的物权行为理论作为民法基本原则，使德国成为以物权形式主义为物权变动模式的代表。处分行为成为被民法典所采用的专门术语。依德国判例学者的一致见解，《德国民法典》第185条之规定：“（1）非权利人对标的物所为的处分，经权利人事先允许者，也为有效。（2）前项处分如经权利人事后追认，或因处分人取得处分标的物时，或权利人成为处分人的继承人而对其遗产负无限制责任时，为有效”中所称的无权利人之处分行为，系指“处分行为”而言，负担行为不包括在内。（4）我国 台湾地区民法典继受了《德国民法典》有产关物权变动模式的规定,经由王泽鉴先生多次“拔乱反正”（5），台湾地区学者对“无权处分”中所称之处分应理解为“处分行为”已无异议。
所以，在物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下，无权处分的内涵为标的物根据无权处分人与第三人签订的转让合同而发生的物权变动行为。
（二）债权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下，无权处分的内涵
债权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是指除了当事人的债权意思之外，物权变动无需其它要件的物权变动模式。这种模式下不存在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相区别的理论，立法及理论均认为“一个法律行为，除非有特别情形，即可发生债权与物权变动之双重效果。”也就是说，无权处分人的债权行为使其负担了交付标的物和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双重义务。转移标的物所有权成了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的必然结果，因而物权变动之效力与其债权基础是密不可分的。《法国民法典》是采用债权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的代表，该法典第711条、第938条、第1583第以及第1703第都是债权意思主义的具体体现。《日本民法典》在物权变动模式选择上与《法国民法典》近似，其第176第规定“物权的设定和转移，只因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发生效力。”虽然学者对“意思表示”之含义有一定争议，但大都按照法国进行债权意思主义解释。由于物权变动法律效果的发生系于当事人债权意思，因此，就物权变动而言，与“处分行为”意义相当的，就是当事人之间所订立的以物权的设立、变更、终止为目的的债权合同。即当事人之间的合同本身构成无权处分。
（三）我国法律体系中无权处分的内涵
我国《合同法》没有对无权处分的内涵作出规定，同时由于我国民事立法体系的不完整，导致学界和实务界对这一问题激烈讨论却难以达成一致见解。
笔者认为，物权变动模式决定着无权处分的内涵，界定我国法律体系中无权处分的内涵首先应确立我国的物权变动模式。有学者认为我国立法“已经接受了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结果相区别的原则”，应区分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来理解合同法第51条。（6）也有学者认为我国立法不曾区分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在将来物权立法中应采取债权意思主义模式。（7）王轶博士以以往法律的规定和司法审判实践为考察切入点，从可行性和必要性两方面进行论证，证明无论从现实还是从法律传统来讲，我们应当选择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8）笔者亦持以债权形式主义为我国物权变动模式的观点。
债权形式主义是一种意思主义与登记或交付相结合的物权变动模式，在原则上要求以登记行为或交付行为作为标的物所有权转移的表征，但并不承认所谓的物权合意的存在，认为债权合同就是所有权转移的内在动力和根本原因。这种物权变动模式以《奥地利民法典》为代表。由于不承认有独立于债权合同的物权行为的存在，因而在解释论上，对“无权处分”的理解应与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相同。即无权处分的内涵是指以物权变动为目的所订立的债权合同。本文开篇所引用的定义，认为无权处分包含两方面因素，“一是行为人处分财产的行为，二是行为人处分财产的行为而使行为人与第三人订立的合同”，（9）因此与本文所界定的无权处分的内涵不完全相符。
既然已经确认我国应当选择债权形式主义为物权变动模式，并对该模式下无权处分的内涵作了明确的界定，本文下面的论述都将在债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下展开。
二、无权处分的外延——《合同法》第51条的适用范围
什么情况下可适用《合同法》第51条，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学界也认识不一。有人认为无权处分至少包括四种情况：“其一，不享有所有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其二，非法占有他人财产并对该财产予以处分；其三，共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擅自处分共有财产；其四，所有权受到法律限制，所有人仍非法处分该财产。（10）也有学者认为，共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擅自处分共有财产不属于无权处分。（11）
笔者认为，要对共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而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行为定性，首先应注意区分无权处分和无权代理。共有人擅自以其他共有人或全体共有人的名义处分共有物的，属无权代理行为，并应根据买受人的状况判断是否成立表见代理，在法律适用上按《合同法》第48条、第49条的规定处理。若共有人擅自以自己的名义处分共有物，则应定性为无权处分。
主张共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擅自处分共有物不属于无权处分的学者没有对其观点进行具体论证，笔者无法找到依据。但这种观点至少有以下二个方面的不足。
第一、共有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对同一财产享有所有权，有共同共有和按份共有之分。按份共有是共有人按一定份额享有所有权，每个共有人有权处分自己的份额，无权处分他人的份额。共同共有是共有人共同享有财产所有权，包括处分权能。按份共有人处分了他人的份额，共同共有人没有进行共同处分，如果不是无权处分，自然就是有权处分，其处分权从何而来呢？
第二、主张擅自处分共有物不属于无权处分的学者认为：“合同法草案第三稿，曾经将未得其他共有人同意而出卖共有物与无权处分一并规定，而其后的草案将其删去，说明立法者思想有所修正，认为共有人未得其他共有人同意而处分共有物，不属于无权处分。”（12）这一说法极不具说服力。如果说合同法草案第三稿将擅自处分共有物和无权处分一并规定，恰好可说明立法者认为二者性质不同，就像《合同法》第48条规定的无权代理和第49条规定的表见代理一样，分别调整两个相似但不相同的法律关系。颁布实施的《合同法》将草案中有关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擅自处分共有物的内容删除，也可认为立法者思想有所修正，承认无权处分中包括擅自处分共有物的情形且不再分别规定，以使《合同法》因不作重复规定而更显简洁。所以，仅以草案的被修改不足以说明擅自以自己名义处分共有物不属于无权处分。
三、我国民法上无权处分的效力
我国《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学者根据自己对该条之理解，提出各种不同观点。目前流行的有如下几种：无效说、有效说、效力待定说，这些学说都不无道理，但又都存在一定缺陷。下面对这三种观点进行评说：
（一）关于无效说
无效说目前只有少数学者主张，属于少数说。该说认为：“《合同法》第51条并非关于无权处分效力的一般规定，而是无权处分行为为无效行为的例外。（13）主张无权处分行为应为无效行为的理由有三：一是从比较法角度考察，《法国民法典》确认买卖他人之物的合同无效，我国法律就无权处分的效力应作同样解释；二是从历史角度考察，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有关于无权处分行为无效的规定，《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只是作为该解释的例外；三是从体系解释来看，《合同法》第132条第1款明文规定，“出卖的标的物，应当属于出卖人所有或出卖人有权处分，”该条属于合同法上的强制性规定，依据《合同法》第52条第5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因此，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为无效合同。
对于少数说得以论证自身存在的第一个理由，笔者认为有两个方面的不足。其一是《法国民法典》中有关无权处分无效的规定，在民法典颁布后不久就有学者指出其局限性，这一局限性随社会发展日益明显，以至于近年来，法国学者力图将无权处分解释为相对无效。（14）其二是我国民事立法背景和法国有很大程度的差异，特别是选择了不同的物权变动模式，简单地将他国法律移植到我国是不可靠、不负责任的做法。
对于第二个理由，笔者认为最高人民法院于1988年颁布的是司法解释， 而《合同法》是法律，在效力等级上法律高于司法解释，只有司法解释为法律的例外和补充，而不可能法律为司法解释的例外。因此《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是重新对无权处分效力作出规定而不是对原规定的例外。最高人民法院1988年所发布的司法解释有其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合同已不再适用。
对于认为《合同法》第132条第1款属于合同法上强制规定的观点，王轶博士曾从实质和形式两方面进行批判。“从实质上看，强制属于私法自治的例外和补充。尽管自由是市场经济的圣经，保持对市场的适度干预也必不可少……’适度干预’在这里就是’最低限度干预’的同义语。因此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惟有关涉到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才有国家干预的必要。……在买卖合同中，有关出卖人资格的要求，仅直接关涉特定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于对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并无大碍，因而无国家干预的必要。”（15）“从形式上看，强制规范必然是法律上的裁判规范能够成为法官据以对合同纠纷作出裁判的依据，它应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作出安排。但考量《合同法》第132条第1款，它并未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作出安排，根本就不是裁判规范。因而《合同法》第132条第1款并非属于合同法上的强制性规范，而是属于合同法中的倡导性规范。”（16）对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范”的合同无效，其中对于这些强制性规范的界定上，应排除“效力评价规则”，否则，将导致重复评价，致整个民法体系于混乱之中，从而否定效力待定行为、可变更可撤销行为的存在。《合同法》第132条第1款是合同法上的效力评价规则，不应包含于《合同法》第52条的“强制性规范”的外延之中。
（二）关于有效说
有效说是建立在物权行为理论基础之上的学说，主张有效说的学者均认为应在立法中引进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相分离的理论。这是该学说最大的缺陷。我国应当以债权形式主义而非物权形式主义作为物权变动模式，在前文已述及，在此不再论述。
还应当看到，有效说没有区分第三人是善意还是恶意而一概认为合同有效，这对原权利人的利益保障相当不利。第三人为恶意、特别是与无权处分人有通谋的情况下，第三人有过错。这种情况下认为合同有效，极有可能对原权利人的利益造成损害，妨碍所有权人正常享有和行使所有权。在第三人有过错的情况下仍牺牲原权利人的利益而维护第三人的利益，明显违背了民法的公平公正原则。而且第三人为恶意的情况下不用承担不利益后果，有鼓励第三人与无权处分人为交易行为之嫌疑，更有违民事法律中的帝王条款??诚实信用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会妨碍正常交易秩序。
（三）关于效力待定说
持效力待定说的学者认为：依《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权处分在权利人追认或者处分人事后取得处分权时，合同有效；反之，权利人不追认并且处分人事后也没有取得处分权的，合同无效；在确定合同有效与无效之前，合同效力待定。“这里所说的无效，不是处分行为无效，而是无权处分合同无效。”（17）
首先，效力待定说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是违反了体系的解释。《合同法》第132条、第135条以第150条等规定，确定了出卖人对有处分权的担保义务和交付标的物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若将《合同法》第51条理解为自始无效，则权利人不予追认或无权处分人未能取得处分权将导致合同自始无效，该结果势必损及《合同法》上述条款之规范目的，构成体系违反。
其次，效力待定说没有区分善意第三人和恶意第三人，认定在权利人拒绝追认并且无权处分人没有取得处分权的情况下无权处分合同一概无效。导致不能妥善地权衡“静的安全”与“动的安全”两种法律价值，在法律解释原则上有失均衡，也导致对善意第三人利益的保护不足，亦使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时第三人形式上之权利来源无法解决。
（四）笔者对无权处分效力之见解
1、设例及无权处分法律关系当事人角色法律定位。
在此不妨设定以无权处分中最典型的买卖合同为例。甲因出国旅游而将自己的一台电脑委托乙保管，乙未经甲许可，将该电脑卖给了丙，并实施了交付行为，因此发生无权处分。
在设例中，甲是权利人，乙是无权处分人，丙是第三人，他们之间发生一种三角形的法律关系。在这一法律关系中，无权处分人可谓是“祸首”，整个法律关系的发生完全是由他的擅自处分所导致。无权处分人的擅自处分也许并非出于恶意，如将原权利人之物误当成自己之物出卖，但从法律关系上讲，无权处分人的恶意与否并不影响他在法律上的定位。第三人在这一法律关系中处于交易相对方的地位，根据其是否明知或应知处分人无处分权的事实，分为恶意与善意。第三人明知或应知处分人无处分权依然与其为交易行为的，构成法律上之恶意；不知且不应知处分人无权处分而接受的，为善意。法律对善意第三人与恶意第三人实行区别对待原则。原权利人在无权处分中可以说是受害者，他的受害不仅表现为对自己的物不能通过自己的意思进行控制，还有可能引起所有权的丧失或相应的经济损失。
2、以利益平衡原则为确定无权处分效力的最基本原则。
利益平衡的准则应当依据法律所要求的公正和秩序目标。在民法上，公正是对权利体现的个人意志的尊重，公正是对作为权利核心的私人之特定利益的确认和保护；秩序应当指的是民事生活自身进程的和平、稳定与安全。尤其是安全，它需要正常行为发生预期之正常结果具有确定性。民事生活中，当事人就利益享有的预期包括两种：一为利益享有的稳定之预期，其被称为“静的安全”；一为利益取得确定之预期，其发生于交易之中，称为“动的安全”或“交易安全”。在相互对抗的两种利益中，一种为公正的载体；另一种则是秩序的载体。于是公正与秩序发生冲突。在以权利为基础建立的正义与市民社会整体利益为基础建立的整体秩序发生冲突时，民法所做的，当然舍弃公正而保护秩序。（18）强调对交易安全即动态的权利的保护是现代民法与传统民法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利益平衡原则在整个民法体系中的运用。
依利益平衡原则，在无权处分当事人之间，对原权利人个人意志的尊重体现为一种公正，对第三人交易安全的维护则体现为一种秩序，当公正与秩序发生冲突时，公正应该让位于秩序。当然，这种秩序的追求必须建立在交易人诚实信用的基础上。法律对原权利人表现公正时，赋予其追及权，但在追及权遭遇善意取得制度时，原权利人只能向无权处分人依侵权行为或合同请求赔偿损失。第三人只要出于善意，便可借善意取得制度阻挡来自所有权的抗辩。反之，第三人出于恶意，破坏了民法上的诚实信用原则，在交易时便应承担不安全的风险，法律应该保护原权利人的利益。
3、依据第三人的善意与恶意，分别确定无权处分的效力。
当第三人为善意时无权处分合同应当有效，权利人的追认与否不影响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善意第三人如果与无权处分人订立合同并已经占有标的物，可基于善意取得制度取得标的物所有权，原权利人不得请求返还。当然，若标的物为可替代物且对原权利人有特殊价值，如为定情物、竞赛之奖品等，则应允许原权利人用替代物置换，第三人不得拒绝。善意第三人与无权处分人订立合同但尚未占有标的物的情况下，无权处分合同亦有效，但善意取得制度之构成要件未得到满足，原权利人可要求返还原物，善意第三人得要求无权处分人承担违约责任。
福建省拥军优属条例
福建省拥军优属条例
（2011年3月24日福建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拥军优属工作，促进国防和军队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和公民都应当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条例规定，履行拥军优属的义务。
第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拥军优属工作的领导，将拥军优属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建立军地联席会议制度，保证拥军优属工作的落实。
县级以上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协调、指导、推动本行政区域内拥军优属工作，日常工作由相关职能部门承担。
第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拥军优属工作。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行政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拥军优属工作。
第五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村（居）民委员会及企业事业单位，应当落实拥军优属有关具体工作，积极开展经常性的服务活动，为现役军人、离退休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排忧解难。
第六条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拥军优属的宣传教育纳入爱国主义教育、全民国防教育和法制宣传教育规划。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民政、司法行政、教育和新闻出版等行政部门，应当根据宣传教育规划制定年度实施计划。
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应当加强经常性的拥军优属宣传报道。每年元旦、春节和建军节期间，各地应当广泛开展拥军优属活动，不断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培育拥军优属的良好社会风尚。
每年建军节前一周为本省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宣传周。
第七条 清明节期间，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悼念烈士活动。
现役军人牺牲后被确认为烈士的，其户籍所在地民政行政部门应当为其举行追悼会或事迹追思会，予以悼念褒扬。
第八条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成立福建省拥军优属基金会，接受社会各界的捐款，并按基金会章程开展活动。
第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拥军优属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拥 军
第十条 部队执行作战、处置突发事件、战备执勤、训练演习、国防施工、教学科研等任务时，当地人民政府和有关单位应当予以支持配合，提供物资、交通运输、信息等必要的保障，并保守军事秘密。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支前物资供应站、军粮供应站（点）、支前快速食品供应网络和军供站建设。未设军供站的市、县（区），当地支前物资供应站和支前快速食品供应网络应当承担军供站的职能。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从政策、技术、信息、资金、税收等方面积极支持部队发展农副业生产，推进后勤保障社会化。对部队后勤保障社会化需要配套改造的项目，免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支持帮助驻高山、海岛、边远地区和新组建的部队搞好基础设施、训练设施、文化设施等建设，不断改善部队的战备、训练、工作和生活条件。
第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运输行政部门应当根据全省农村公路发展规划和平战结合的原则，将乡镇、村通往部队驻地、重要军事设施的进出道路，纳入全省农村公路数据库进行管理，同步建设。
第十五条 驻边防、海岛、高山等艰苦地区的部队，舰（船）艇部队，新组建的部队需要在城镇建设供部队使用的保障性住房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在规费、土地审批等方面给予支持和优惠。
第十六条 驻军利用符合城乡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自用土地建设供部队使用的住房的，执行军队和当地人民政府住房建设有关规定，并享受相应的优惠政策。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教育、人事、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行政部门，应当帮助部队搞好各类教育，培养军地两用人才。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科技等行政部门应当帮助部队培训科技人才、支持科研项目，优先转让科研成果。
第十八条 依法处理涉军纠纷和案件，维护国防利益和军人军属合法权益。
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行政等部门应当严厉打击危害国防利益和侵害军人军属的违法犯罪行为，为军人军属依法维护合法权益提供司法救助和法律援助。
第十九条 当地人民政府应当做好驻地部队营区周边区域的环境保护工作，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保障部队驻地安全。
第二十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军用车辆过路、过桥、过渡、过隧道免收通行费；停放各类公共停车场，免收停车费。
第三章 优 抚
第二十一条 义务兵在部队获得荣誉称号、立功或者被评为优秀士兵的，由其家属户口所在地优待金发放单位增发优待奖励金，其标准不低于：
（一）被授予荣誉称号、立一等功的，为当年优待金的百分之一百；
（二）立二等功的，为当年优待金的百分之六十；
（三）立三等功的，为当年优待金的百分之三十；
（四）被评为优秀士兵的，为当年优待金的百分之十。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为军烈属家庭挂光荣牌，及时送达官兵立功受奖的喜报并予以宣传。
第二十二条 现役军人死亡，根据其死亡性质和死亡时的月工资标准，由县级人民政府民政行政部门发给其遗属一次性抚恤金，标准是：烈士，一百个月工资；因公牺牲，六十个月工资；病故，三十个月工资。月工资或者津贴低于排职少尉军官工资标准的，按照排职少尉军官工资标准发给其遗属一次性抚恤金。
为弘扬烈士精神，县级人民政府应再发给烈士遗属一定数额的褒扬金。
第二十三条 获得荣誉称号或者立功的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其遗属在应当享受的一次性抚恤金的基础上，由县级人民政府民政行政部门按照下列比例增发一次性抚恤金：
（一）被中央军事委员会授予荣誉称号的，增发百分之五十；
（二）被军队军区级单位授予荣誉称号的，增发百分之四十；
（三）立一等功的，增发百分之三十；
（四）立二等功的，增发百分之二十；
（五）立三等功的，增发百分之十。
多次获得荣誉称号或者立功的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其遗属由县级人民政府民政行政部门按照其中最高等级奖励的增发比例，增发一次性抚恤金。
第二十四条 优抚对象享受的定期抚恤金或者定期定量补助，其标准应当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相应调整，保障优抚对象的生活水平略高于当地的平均生活水平。
第二十五条 优抚对象按照属地原则，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基本养老保险的，根据有关规定享受缴费参保优惠政策。
第二十六条 军人在服现役期间被中央军事委员会授予荣誉称号的，退役后比照全国劳动模范享受相应待遇；被军队军区级单位授予荣誉称号或者立一等功的，退役后比照省部级劳动模范享受相应待遇。
第二十七条 现役军人、残疾军人、离退休军人，凭有效证件享受下列优待：
（一）游览参观风景区、名胜古迹、纪念馆、博物馆时，免收门票；
（二）免费乘坐市内公共汽车和轨道交通工具。
车站、港口、医院、银行等对前款所列人员应当单设窗口或者挂牌优先服务。
第二十八条 用人单位招（聘）职工，在同等条件下对现役军人配偶、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和一级至四级残疾军人配偶应当优先录（聘）用。
第二十九条 退役军人报考国家公务员、事业单位、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享受国家和本省规定的优惠待遇。
退役军人参加职业技能培训，享受本省规定的优惠待遇。
第三十条 现役军人配偶所在单位除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给予探亲假外，当年现役军人已回家探亲的，其配偶仍可享受探亲假。现役军人配偶探亲假期间，工资、奖金照发，福利待遇不变，所在单位应当按规定为其报销往返路费。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为随军的现役军人配偶办理户口迁移手续。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将随军的现役军人配偶的职业技能培训纳入社会就业培训计划。随军的现役军人配偶参加职业技能培训且符合相关规定的，可享受相应职业技能培训补贴。
第三十三条 随军的现役军人配偶从事个体经营的，办理工商注册登记手续时，凭部队团以上政治机关出具的随军证明免交个体工商户注册登记费；自领取税务登记证之日起三年内，按照规定享受营业税和个人所得税优惠；自筹资金不足且符合小额（担保）贷款条件的，可按规定享受小额（担保）贷款贴息。
第三十四条 随军的现役军人配偶未就业的，可到当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或者受委托经办就业失业登记工作的街道、乡镇劳动保障事务所进行就业失业登记，并领取《就业失业登记证》，享受相应促进就业政策；未就业期间，由当地人民政府按规定发给基本生活保障金；符合就业困难对象条件的，可以享受相应的就业援助政策。
第三十五条 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现役军人、烈士、因公牺牲军人和一级至四级残疾军人子女接受义务教育予以保障，优先安排照顾。
夫妇双方均在驻边防、海岛、高山等艰苦地区的部队，舰（船）艇部队服役的或者立二等功以上的现役军人，其子女需到其他监护人所在地学校接受义务教育的，教育行政部门给予优先安排。
现役军人因工作调动等原因，其子女随迁转学或者符合条件借读的，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当及时办理手续。
第三十六条 烈士、因公牺牲军人、一级至四级残疾军人、立二等功以上现役军人子女报考普通高中，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享受加分待遇。
烈士子女在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学习期间，公办学校免收其学费、杂费，对其中的寄宿学生给予生活补助。
第三十七条 配偶随军且在部队无住房的部队干部、士官，可向地方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申请保障性住房。具体办法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
第三十八条 拆迁现役军人家属、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残疾军人房屋时，在同等条件下，拆迁人应给予及时补偿、优先安置。
第四章 安 置
第三十九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定积极做好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就业工作，落实军队转业干部的政治、生活待遇。
符合国家安置政策的退役士兵，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政策和本省有关规定予以妥善安置。
第四十条 对参加部队组织的集资建房或者购买部队自建住房，且配偶户口已迁入该住房所在地的团职以上军队转业干部，可以在配偶户口所在地安置。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做好移交地方管理的离退休军人和残疾军人的接收、安置工作，落实离退休军人和残疾军人政治、生活待遇；按照国家政策规定，做好军队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的接收工作，落实军队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生活、医疗等待遇。
第四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做好随军的现役军人配偶和转业干部配偶的安置工作，对原属机关或者事业单位的，按照身份不变、专业对口的原则妥善安置，落实安置的时限一般不超过一年。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三条 单位不履行本条例规定的拥军优属义务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给予通报批评，责令限期改正，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四十四条 单位和个人拖欠、截留、克扣、挪用、侵占优抚经费的，由有关部门依法追究责任；造成损失的，依法赔偿；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拥军优属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有关部门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所称拥军优属，是指拥护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装警察部队，优待烈属、军属。
第四十七条 本条例所称优抚对象，是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装警察部队的现役军人、残疾军人、复员军人、退伍军人、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现役军人家属。
第四十八条 本条例自2011年7月1日起施行。一九九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福建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的《福建省拥军优属若干规定》同时废止。
